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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泪腺会淌出这些水珠子，它为什么偏偏从眼睛而不是从嘴巴，从耳朵流出。
必须为身体的思想开辟出一条同时兼顾言谈各方面［思想，哲学，生物—遗传—精神分析学，叶子，以及本体发生］的新路来，以便有朝一日接近那令人战栗者，那令人痛哭者，那不是我们称之为上帝或死亡的终极理由（上帝是令人战栗的理由，而已宣布的死也总让我们战栗或痛哭）的理由，亦即最切身的理由：不是周围的理由，而是我们最切身的理由，是那令我们战栗和痛哭者，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那么在此进入隐喻和形象的是什么呢？当我们认为能够谈论身体，言辞和修辞的时候，身体意指何物呢？
在令人战栗的神秘中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发抖的呢？是那无限之爱的恩惠（don），是那存在于注视着我的神圣看顾与对这一注视者盲目的我之间的遥不可及，是那不可代替者所经历和表现出来的死，是那存在于无限的恩惠与我的有限之间的不对称，是作为罪、恶、拯救、忏悔与牺牲的责任感。
就像克尔恺郭尔《恐惧与战栗》一书的书名所表示的那样，令人战栗的神秘至少在间接的意义上与圣保罗有关。
在腓立比书中，保罗要求他的门徒们为他们的得救战战兢兢地工作。
他们应该为他们的得救而工作，尽管他们完全知道上帝决定着一切：他人无法向我们提供任何理由，提供任何帮助，我们分享不了他人的任何理由。
我们恐惧和战栗，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掌握中，虽然能够自由自在地工作，但却是在上帝的掌握和看顾下进行的，对于上帝的看顾，我们却看不见，所以我们既看不到上帝的意志，也看不见他要作的决定以及他愿意这样和那样的理由，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生或死，丧失或得救。
我们在上帝那不可捉摸的秘密跟前战战兢兢，他决定着我们而我们却要负责，却要自由地作决定，工作，自由地承担我们的生和死。
保罗的话，与我们论及的某种“永别了”
（adieux）有关：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眼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你们得救的工夫。”
对恐惧和战栗的首先解释是：门徒们被要求为他们的得救工作，不是出于师傅的在场，而是出于师傅的不在场：在不见也不知的情形下，在听不到法律或不知法律理由的情形下。
我们被交付给了绝对的孤独，既不知事物的来处，也不知我们的去处。
谁也不能告诉我什么，谁也不能为我说什么，我们当好自为之，各自面对自己（海德格尔就死亡，就我们的死亡，就那谁也不能为我设身处地的，总是“我的死”
如是说过）。
然而在战栗的深处有某种更严重的东西。
如果保罗说“永别了”
，在自己不在场时要求服从，真正地下了服从的命令（我们不是被要求服从，而是被命令服从），那是因为上帝本身不在场，就在该服从他的当时，他隐匿了，他进入了沉默、分离，成了秘密。
上帝不提供他的理由，他随心所欲，他说出他的理由，他与我们没有什么可分享的：既不与我们分享他的动机，即使他有，也没有商量的余地，也不说出他的决定。
否则他就不再是上帝了，对于像上帝这样的他者，或者在作为绝对他者的上帝那里，我们是完全无为的。
如果他者跟我们坦白他的理由，向我们说明他的理由，如果他对我们总是毫无保留他的秘密，他就不再是他者，我们也就与他处于一种同质性中了。
言谈就是这样一种同一性。
我们不与上帝，不在上帝内说话，我们不像与人那样与上帝，不像在人类内那样在上帝内说话。
保罗对此说过：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1]
克尔恺郭尔在他的书中选中了一位伟大的犹太人改宗者的言论，这是可以理解的。
当保罗默想和体验那位依然具有犹太色彩的，处于隐匿、秘密、分离、不在场或神秘中的上帝，一位决定着却又不说出理由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禁不住要想到那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最为残酷，最为不可能，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他将他的儿子作为牺牲献给上帝。
这一切都在秘密中发生。
上帝对他这样做的理由保持沉默，亚伯拉罕也一样，那本书没有署名克尔恺郭尔，而是西伦齐奥·德·约翰。
这位托名者保持沉默，他谈论着被保持的沉默。
像所有的托名者那样，他似乎努力将姓氏真名隐藏下去，甚至将父亲的名字，也即父亲的父亲的名字隐藏起来。
克尔恺郭尔众多托名中的这一托名，让我们触及一种将秘密的问题与责任的问题联系起来的思想，这一思想所考虑的是作为游戏入口的名字和署名。
关于责任，我们常常认为它的本质在于用本名行动和签署。
一种对责任的负责的思想首先感兴趣的是在托名、借名、同名内以名字的方式完成者，一个真实名字所能成就者。
在秘名中，我们追求的是更加有效，更加真实，所以我们叫自己秘名，我们自己给自己起秘名，我们倾向于给自己起秘名，比起公开姓氏的法定正名，这个托名更具命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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