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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自由与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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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对于许多法国人而言，虽然造成了个人的自由受到严重限制的结果，但是，至少从它那雅各宾党的形式来看，它却正像许多大革命一样，是大部分觉得整个国家都获得了解放的法国人，对集体“自我导向”
的“积极”
自由之欲望突然爆发的结果。
卢梭曾经狂喜地指出：自由的法律，或许会比暴政的桎梏更加严苛。
暴政是对人类主宰者的服务，而法律不可能变成暴君。
卢梭所指的自由，并不是个人在某一特定范围内，不受别人干涉的“消极”
自由；他所指的自由乃是：每一个绝对有资格成为社会一分子的人，都有资格享有公共权力（publicpower），而不只是某些人才有资格享有这种权力；而所谓公共权力，则是一种有权利去干涉每一位公民的全部生活之权力。
19世纪上半叶的自由主义者，很正确地看出，这种意义下的“积极”
自由，很容易会摧毁许多他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消极”
自由。
他们指出：全民的主权，可以很轻易地摧毁个人的主权。
穆勒曾经耐心解释说，所谓“民治”
（goverhepeople）并不一定就能构成“自由”
，而穆勒此说是难以辩驳的。
因为主持治理的人民，不一定就是被治理的人民，而民主式的自治，也不是各人治理自己的意思，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仍是“每一个人都由其余的人治理”
。
穆勒和他的信徒，都曾经谈到“多数人的暴权”
（thetyrannyofmajority），以及“流行感觉和意见的暴权”
（thetyrannyfeelingandopinion），并且认为这种暴权，和其他任何侵犯到人类神圣和生活领域的暴权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别。
没有人比康斯坦将两种类型的自由之间的冲突，看得更加透彻，或表达得更加清楚。
康斯坦指出：一种“无限制的权威”
，即通常所称的“主权”
，已经成功地崛起，因而，使这个主权从某一些人手上换到另一些人手上，并不能使自由增加，只不过是将奴隶的担子换由另外一些人来承负而已。
他很合理地质问说：一个人对于他到底是被一个全民政府、一个君主甚或一套强制性的法律所迫害的事实为什么要那么耿耿于怀？他发现：对于那些渴望“消极”
的个人自由的人士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谁”
来运用这个权威，而是任何运用这种权威的人，所能拥有的权威，应该有多大。
因为他相信，漫无限制的权威，不论落在什么人手里，迟早都会摧毁某些人。
他认为，人类往往抗议这些或那些统治者，是压迫者，但造成压迫的真正原因，却是“权力之累积”
（acofpower）这一事实。
不论这权力存在于何处，这种绝对权威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威胁到自由。
他写道：“不公正的并不是手臂，而是手上那些过重的武器，有些武器之沉重，是人类的手所无法负荷的。”
民主政治或许能够消除某一寡头政权、某一特权人物或特权阶级的害处，但民主政治仍然可以像它们以前的任何统治者一样，对个人施以无情的打击。
他在一篇比较今人与古人所享自由的文章中说：“平等的压迫——或干涉——的权利，并不就等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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