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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一致同意牺牲自由，这个事实，也不会因为它是众人所一致同意的，便奇迹似的把自由保存了下来。
如果我同意被压迫，或以超然及嘲讽的态度，来默许我的处境，我是不是因此就算是被压迫得少一点？如果我自卖为奴，我是不是就不算是个奴隶？如果我自杀了，我是不是不算真正的死了，因为我是自动结束我的生命？“全民政府（pover）是发作无常的暴权，而君主政体则是最有效、最集中化的专制。”
康斯坦认为卢梭是个人自由最危险的敌人，因为卢梭曾经声称：“把我自己奉献给所有的人，我就等于没有奉献给谁一样。”
康斯坦看不出来，即使主权操于“每个人”
手中，何以它就不应会压迫到它那个不可区分的“自我”
成员中的某一个人？如果它决定如此做的话，它显然可以压迫到某一些人。
我若是少数人之一，我当然或许宁愿让一个议会、家庭或阶级，将我的自由剥夺过去。
因为这样或许可以给我一个机会，使我有朝一日也能说服其他的人，去替我做我觉得我有权利做的事情。
但是，由我的家庭、朋友或同胞，来剥夺我的自由，就自由被剥夺这一点而言，也同样有效。
无论如何，霍布斯是比较坦率的，他不发欺人之言，指出：一个“主权”
不会奴役人民，他为这种奴役行为，找到另外的借口，但他至少没有厚颜地称之为“自由”
。
在整个19世纪中，所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都认为：如果自由牵涉到要“限制任何人强迫我去做我不愿意或可能不愿意做的事”
的权力，则不论假借什么理想的名义，对我强施压力，我都是不自由的；他们认为“绝对统治权”
（absolutesnty）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暴虐的理论。
“除非某些人，例如绝对的统治者或全民议会或议会中的国王、法官、某种权威的集合体，或法律本身（因为某些法律具有压迫性）授权人家侵犯我的自由，否则，我的自由就不受侵犯”
——如果我要保障我的自由，我就不能仅发表这样的声明，就算了事。
我必须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自由具有某种疆界，任何人都不能逾越这个疆界，来侵犯到我的自由。
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名称或性质，来称呼决定这种疆界的规则，我们可以称这些规则为“天赋人权”
、“上帝圣谕”
、“自然法则”
“功利要求”
或“人类的永久利益”
等。
我可以认为这些规则，都是“先验地”
（apriori）有效，或主张它们本是我自己的终极目的，或是我的社会或文化的目的。
其实，这些规则所共同具有的特点是：它们已经广为众人接受，而且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深植在人的实际本性之中。
现在看来，它们恰构成了我们所谓“一个正常人”
的基本部分。
真正相信个人自由中，有一个最小限度的不可侵犯部分的人士，必然会采取某一种绝对立场。
因为很明显的，对所谓“多数人的统治”
，是没有什么可以期望的；民主本身，从逻辑上看来，并不与多数人的统治息息相关，而从历史上看来，民主若要忠于自己本身的原则，有时便不能保护多数人的统治。
有人已注意到：很少有政府在促使人民产生政府所希望产生的意志之时，会发现有多大的困难。
“专制的胜利，在于逼使被奴役的人，宣称他们自己是自由的”
。
这可能不用强迫；奴隶们可能会诚恳地宣称自己的自由——但他们毕竟仍然是奴隶。
对于主张政治上“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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