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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我那个别的“自我”
，并不是某种可以从我和别人的关系中，脱离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可以从我的某些特征中分离出来的东西；而这些特征，主要也是由别人对我的态度所构成的。
因此举例而言，当我要求摆脱政治上及社会上的依赖性时，我所要求的，其实是希望别人能够改变他们对我的态度。
因为，这些人的意见和行为助使我决定了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看法。
以上这些对个人而言为真确的道理，对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性等群体而言，也同样真确，因为这些群体，都是由具有自觉的需求和目标的个人所组成的。
被压迫的阶级或国家所要求的，通常并不是纯粹能使其成员依照自己的意思而行动的自由，也不是社会与经济机会的平等，更不是要在一个有理性的立法者所设计出来的、毫无冲突的有机状态之中，取得一席之地。
被压迫的阶级或国家，往往要求别人对它们的阶级、国家、肤色，或种族给予一种认可，承认它们是一个独立的活动根源，是一个具有自我意志的团体，也是一个想要依照自我意志而行动的团体（至于这意志是否良善、合法，是另一回事）；它们不希望被人统治、被人施以教育或被人指导行事，无论这种统治、教育或指导的行为，是如何轻微，它们都不以为然，因为那种做法是不尽合乎人性的，因此也就不尽是自由的。
这样的说明，要比康德那种纯粹理性者的说法：“家长保护主义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大专制”
，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家长保护主义”
之所以专制，原因并不是由于它比**裸的、残酷的、昏庸的暴政，更具压迫性，也不只是由于它忽略了融于我内心的那种“超越的理性”
（thetraalreason），而是因为它对下述概念构成了侮辱，这概念即是：我作为一个人，有权利决心按照我自己的目的去生活，这目的未必是合理的或有益的，但毕竟是我自己的目的，尤其重要的是，别人也应承认我有如此生活的权利。
因为，如果没有得到这样的认可的话，我就可能无法承认自己的地位，我就可能会怀疑“我是一个绝对独立的人”
这样的主张是否真实。
因为，“我是怎样的人”
，大部分是取决于我的感觉和我的想法；而我的感觉和想法如何，则取决于我所从属的那个社会中一般人所有的感觉和想法。
照柏克的意思来说，我并不是这个社会中可以独立存在的一个原子，而是一种社会模式中的组合成分——这个比喻很具危险性，但是却是不可少的。
在不被人承认我是能够自我主宰的个人情况下，我可能会觉得不自由，但是作为一个没有被人完全承认、没有获得人们充分尊重的团体中的一分子，我同样也会感到不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希望能够脱离我的整个阶级、社团、国家、种族或职业团体。
有时候，这种追求地位的欲望，会变得非常强烈，以致我宁可被我自己的种族或社会阶级中的某些人羞辱，或施以不当的统治，因为他们虽然苛待了我，但是，他们至少是把我当作一个“人”
、一个“竞争者”
、一个“地位相等的人”
（anequal）来看待；我宁可如此，而不愿意被某些较高级或较疏远的群体中的人物，以善意和容忍的态度相待，因为这些人物不承认我是我心目中的我。
当今，许多个体与群体，以及各种职业团体、阶级、国家与种族，强烈呐喊要求“被承认”
，最主要的追求，也正是这一点。
我从我所属的社会成员的手上，虽然可能得不到“消极”
的自由，然而，他们毕竟是我从属社会中的一分子；他们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这种了解，就可以让我在我的内心感觉到，我是一个“有分量的人”
。
如今，在大多数权威型的民主国家中，人民有时宁可有意识地选择被他们自己的成员统治，而不愿意被最开明的寡头政府统治，其原因便是这种得到“互相认可”
的欲望；某些新近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人民，当他们被某些小心、公正、温雅而善意的外来官员统治时，怨言不少，而当他们被自己族内或国内的人物，用极粗鲁的方式来治理时，却反而较少抱怨，其原因有时也是由于有这种求“互相认可”
的欲望存在的关系。
除非对这种现象有所了解，否则，那些失去穆勒所说的基本人权的整个民族，它们的理想与行为，便会成为不可理解的矛盾现象。
事实上，这些民族虽然丧失了穆勒所说的基本人权，但是却能绝对诚恳地表示说：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所享有的自由，反而比广泛地拥有此类人权时为多。
然而，我们却不能轻易认为，这种追求“地位”
与“认可”
的欲望，就是追求“消极的”
或“积极的”
个人自由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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