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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行的古文《尚书·胤征》中，曾经这样较详细地表明了当时胤侯奉命征伐羲和的情形和理由：
羲和身首异处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
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色。
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嗟！
予有众，圣有谟训，明征定保，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补厥后，惟明明。
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沉湎于酒，畔官离次，傲扰天纪，遐弃厥司。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羲和尸厥官，罔闻知。
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
《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
就这次事件，与古文《尚书》相呼应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的记载：“帝仲康时，羲和湎**，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若将两文比较就可发现，后者对前文的“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等时间和日食现象没有记载。
按常理推论，《史记》的可靠性很大，而古文《尚书》不足以完全置信。
但《左传·昭公十七年》曾在讨论若日食发生，应举行的典礼问题时，引用到这一段记载，由此可见这次日食记录应是可靠的。
依据《左传》所载“日月之会是谓辰”
，故“辰弗集于房”
就应表明那一天确是发生过日食。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在4000多年前的远古时代，要求一个天文学家准确地预报日食，似乎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在其所著的《东汉以前中国天文学史大纲》中，就对此事持怀疑态度。
而英国人所编的百科全书，对公元前世界各国的日食记录都编入条目中，唯独对中国这次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以不可信为理由弃之不理，这让中国学者很是不平。
当然，要让现代人相信早在4000多年前，天文学家就能够准确地预报日食并非易事。
但问题是，古文《尚书》并没有说羲和非要在日食发生之前的多少天给以预报。
事实上，如果有了够多的日食记录，仅将它们排比估算，亦可能得到一个纯经验的周期公式来做日食的预测，做到这一点应是可能的。
仲康时代的羲和集他前辈同行几百年的观测经验，完全有可能知道在看不见月亮的那些日子里，应当注意发生日食的可能性，或者说在朔日前后要勤于观测，不能有丝毫懈怠。
一旦发现日食，要及时报告。
而羲和的过失就在于他对这次日食事先没有闻知，以致犯了“失时”
或“不及时”
的大罪，最终惹来了杀身之祸。
无论对此怎样评价，这个事件本身是让人难以释怀并无法忘记的。
所以自梁代天文学家虞邝认为这次日食发生于仲康元年起，历代天文学家如僧一行、郭守敬、汤若望、李天经等都利用不同的推算方法进行过推算，至20世纪80年代已有13种不同的结果。
夏商周断代工程同样注意到了这次日食记录，并委托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南京大学天文系等单位的吴守贤、周洪楠、李勇、刘次沅等学者进行推算，以考察夏年。
吴守贤，1934年生于湖北沙市，1956年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后，到中科院上海天文台从事天体测量研究。
1970年调入中科院陕西天文台，成为陕西天文台的创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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