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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当他听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在北大历史系所做“夏代探索”
的演讲后，更增强了解决夏代问题的信心。
1959年，徐旭生首次在豫西调查“夏墟”
，并发表了调查报告，这使邹衡备受鼓舞。
1959年下半年，已毕业留校任教的邹衡带领考古专业的学生赴洛阳实习，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赵芝荃的安排下，他和学生到洛阳附近一个叫东干沟的仰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就是这次考古发掘，决定了邹衡用一生探索夏文化的命运。
当邹衡率领学生来到东干沟不久，二里头遗址的首次发掘也开始了。
后来，考古所洛阳工作站的高天麟开始整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材料，由于人手短缺，便请邹衡协助搞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分期问题。
这个意外插曲，使邹衡成为没有参加发掘却是最早接触二里头遗址出土材料的学者之一，从而使他对二里头遗址发掘的材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也就在这年10月，邹衡率领学生，在东干沟的发掘过程中，达到了原来预期的初步掌握田野操作和室内整理方法的目的，接下来就要进行大规模的田野实习。
由于东干沟遗址无法满足这个需要，到什么地方去，一时成了问题。
于是，考古所洛阳工作站的赵芝荃、郑振香等人建议他带学生到二里头参加发掘。
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当时已有中央和河南省两个考古队在发掘，若再加上北大师生，就变成了三个单位，且北大又人多势众，邹衡觉得不太合适，便主动放弃了这个打算，而独自一人到了洛阳远郊区谷水镇以西的南王湾做实地调查。
想不到这一去，引出了重要的考古发现。
有些巧合的是，邹衡来到南王湾刚进行了不足两个小时的调查，就发现了一大片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这个遗址中，明显看到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共存，并夹有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陶片。
根据采集到的陶片分析，此处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似乎都有早、晚的不同。
面对这个特点，一个想法蓦然在他的心中产生：也许在这里可以解决学术界几十年悬而未决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关系及其年代的分期问题。
随着这个想法而来的决定，就是率领学生在此处发掘。
当南王湾的发掘工作进行到一个月的时候，已出现了很好的兆头，各个方面都朝着邹衡预期的目标发展。
三个月之后，由于严寒的冬天已经来临，不宜在野外发掘，邹衡便率领学生携带大批发掘出的器物撤出工地，来到考古所洛阳工作站进行室内整理。
多少年后，邹衡回忆道：“这段时间工作进展很快，学生们对陶片的热情很高，经常工作到深夜还不回宿舍休息，最后有三对男女同学居然对成了终身伴侣。
我看到这种情况，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
当然，学生们除对成终身伴侣之外，还对成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完整的陶器五百多件。”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学生只对成了伴侣而无陶器对成，邹衡先生的心中大概是不会喜悦的。
当陶片对得差不多时，邹衡便指导学生对发掘所得遗物进行文化分期，由于各期文化都很丰富，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
为了核实南王湾遗址分期是否正确，此后不久，邹衡又把学生分成若干组，让他们分别到洛阳和伊洛地区事先都经过他亲自复查过的遗址进行调查与试掘。
就在这次调查与试掘中，发现了一些属于二里头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文化的遗址、遗物。
根据对南王湾的发掘情况和洛阳以及伊洛地区调查试掘的材料的详细的分析研究，邹衡把伊洛地区从仰韶早期到商代前期之前的文化以四期十一段的划分方法理出来，即第一期——仰韶期；第二期——过渡期；第三期——龙山期；第四期——二里头期。
各期之间又分不同的阶段。
这个划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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