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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往往认为，历史上每一个新突显的事件，其原因都已在先前的历史事件中有了充分的酝酿，它因此犯了这样一种逻辑谬误，即：由此之因，必有此果。
与此相反，宗教神话则指向存在的终极基础和终极实现。
因此，伟大的宗教神话处理的是关于创生与救赎的主题。
然而，由于神话必须借助于象征和历史事件来表达其超历史性，所以在科学看来，神话在陈述其真理的时候必然要歪曲历史事实。
这样，宗教必须像圣保罗那样作出忏悔：“似乎是**人的，但却是真实的。”
（《哥林多后书》，6：8）另外，如果宗教一定要坚持其神话方式具有神圣的权威，该权威否定了科学通过观察而获得的结论，那么宗教就已经远离了真理而走入自我欺骗的歧途。
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是科学和宗教的中介调解者。
它试图通过科学所揭示的所有详细具体的存在现象，使宗教神话获得理性的一致性。
即使现代形而上学家试图消解宗教的前提预设，并想充当科学的中介协调者，伯特兰·罗素指责形而上学即隐蔽的神学仍是合适的。
缺少某些前提预设，这些预设前提不是由对事实的科学描述所预设，而是通过具有宗教性背景的世界观有意或无意地引入的，现代的形而上学家根本无法将科学所发现的细节事实纳入一个一致的整体系统。
在各式各样的、甚至有时自相矛盾的、与某一宗教传统关联的神话传说之外，构建一种理性而系统的生活观，如果说这就是神学的一种努力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则比宗教走得更远，前者（哲学）通过试图消解整个神话基础，并将其世界观完全建立在理性一致的基础之上来做到这一点。
因此对于黑格尔而言，单在粗糙的图画式思考方面来说，宗教与原始哲学并无两样，它们同样需要一种更为先进的理性使之精致化。
实际上，神话的理性化是必然且必须的，以免宗教被任性荒诞的想象或原始不一贯的神话所毁。
“信仰必须依赖于理性。”
（乌纳穆罗，Unamuno）但是，理性也同样要依赖于信仰。
每一个真正的宗教神话都包含着有限与永恒之关联的悖论，不摧毁真实宗教的那种天赋，就无法将其完全理性化。
因此，与其说形而上学是在一种理性主义的和科学的文化中被理解，还不如说是依赖于原始宗教神话的真理，因而也就变得更加危险［1］。
显然，现代文化和现代基督教都不会认为，资产阶级灵魂中无意识的道德和宗教自满在贬低宗教神话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可以与有关宗教神话的科学批评相提并论。
现代文化兼有科学的真实成果和商业文明的独特气质。
而后者的浅薄、自满的乐观主义，深刻感的遗失，以及有关善恶（至善至恶）之知识的匮缺，至少对现代文化产生了影响，即使远不如科学发现所造成的影响那么巨大。
由是，现代宗教对现代文化的“思想”
所作的调整，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其空洞的“灵魂”
作出妥协。
因此，在调整自身以适应当下时代精神的同时，自由基督教由于放弃成熟宗教特有的深刻感和张力体验，而最终牺牲了其最具特色的宗教遗产和基督教遗产。
上帝的天国被仅仅解释为是现代文化企图通过进化过程而实现的理想社会。
民主和联邦国家成为这种理想的政治形式。
基督教的爱的理想成为一种有关精明互惠之关系的劝告，这种劝告对于复杂的商业文明而言是如此的亲切和必需。
正统基督教派中的基督——有关人类可能性和有限性的真正神话象征——变成了加利利地区的善人，有关人类善和人类可能性的象征并不言及人类世俗社会的限制，简而言之，并不言及超越性。
由于认识达不到这样的高度，致使现代基督教如同一个迈向黑暗的生活深渊的瞎子。
正统基督教会的“原罪”
被翻译成无知的不完善性，可以很快被完备的教育所克服。
因此，教授爱之宗教理想的基督教教育与旨在扩大社会想象力的世俗教育之间的差异已变得难以辨别。
由于许多人在成为恶魔之前所具有的罪恶冲动混杂于集体行为之中，很少表现出现代文化所存在的罪恶人生力量和危险的迹象，人们所见到的只是持续显现的生活成就和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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