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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人们很少注意到那些人无知轻浮的冲动，这些冲动植根于个体的无意识之中，它藐视和嘲弄其意识控制力以及其理性的道德要求。
无论是基督教的现代文化，还是世俗的现代文化，都乐观地认为，左右一切道德与社会状况的所有力量都已经被充分认识和理解，并认为理性的力量已经成功地制约了邪恶势力。
正是因为有先验的信仰，一种深刻宗教才不会对任何时代的文化——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完全地妥协。
现代基督教被科学的威名、当今时代的趋向和正统教条主义的坏名声所迷惑，当它试图向自然主义妥协时，它就失去了洞察自然主义文化的伦理越轨与伦理困惑的能力，同时也丧失了纠正自然主义文化之肤浅性和盲目乐观主义的能力。
…………
基督教过度借用或过多依赖于——无论是自由的还是激进的——自然的理想主义，实际上暴露了其建筑在自身精神和文化消亡之基础上的真相。
犹太基督教的重要性就在于，无论道德或是社会成果如何，它都能在历史的任何时期保持其自身创造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因为它的终极理想总是超越任何的历史事件和现实。
西方精神特征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试图以抛弃历史过程中的先验因素，而不是像东方宗教那样通过切断先验与历史过程之间的联系，来摧毁宗教的张力。
现代自然主义，无论是自由的还是激进的，都是历史上犹太基督教神话中自然主义成分的世俗化结果。
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的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审判者，根据这一信仰，生命的终极意义既被世俗过程所揭示，也被世俗过程所消解。
当西方世界出现这样的趋势，即：想在驱散了永恒先验因素的自然主义方向上，来消解这一信仰自相矛盾的辩证法。
此时记住下面一点就相当重要：如果退回到自然主义，无疑会使基督教陷入一种彼岸世界的二元论——超验将不再与历史和世俗过程发生联系，这样，它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损失就同样巨大。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标记出独立的基督教伦理的真实维度，我们就必须小心地将其与唯心主义二元论相剥离，如同小心地将其与自然主义一元论相剥离一样。
所有二元论宗教的决定性特征就是，在二元论宗教努力避免世俗与物质的相对性时，它在某种理性或永恒的绝对中，即在超自然的领域——这一领域不再是自然的基础，而仅仅是自然的终极深渊，一切差异在此消失，一切运动在此停止——中，找到了逃亡的出口。
索德布罗姆（Soderblom）将所有高级宗教分成文化宗教和天启宗教，他将基督教和犹太教（或许还有拜火教）归入后一个范畴。
［2］文化宗教的突出特征，是寻求以某种理性的或神秘的原则来洞察那超越世俗现实的永恒形式。
天启宗教（也可被定义为先知宗教）的特征则在于，“其中的对照不是精神对形体，而是处于创造物之上的创世者对处于所有影像和模仿物之上的活生生的善妒的上帝”
［3］。
换言之，创世神话给这样一种世界观——发现超验既与历史过程相涉但又不完全与之等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必须意识到，创世神话只是这种辩证法的基础，只有它的进一步阐释才赋予该宗教以先知的和天启的特征，这种特征以实现意义终极的渴望和上帝既作为存在基础又是意义实现保证为标志。
约翰·阿曼（JohnOman）几乎与索德布罗姆作出了相同的区分和对比，他认为，“‘天启的’这个词是用来与‘神秘的’一词相对照的，意指在自然中寻找除去面纱的超自然的宗教”
［4］。
也许这两种宗教之间的区别可以用“神秘的”
和“神话的”
这两个词来准确表达。
索德布罗姆范畴中的“文化宗教”
尽管切近理性，但最终还是神秘的。
这些“文化宗教”
始于一种在短暂变迁中追求永恒形式的理性。
然而，正是在对绝对和永恒最终景象的竭力追求中，理想观察转变为神秘的沉思。
给予肉身短暂实在的永恒形式最终与肉身分离；永恒成为无差别的超越，即“一种看不见任何差别的无底深渊，或是超出了我们理解力之外的完满存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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