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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于这种真实性，基督徒感到了责任感的推动。
康德试图从整个宗教结构中推知的那种道德责任感确实来自宗教本身。
宗教生活的“推动”
或是“促使”
正是宗教生活张力的一部分。
人试图了解，在历史上什么是他认为是最为真实的实在，即，生命的最终本质。
不同类型的宗教在伦理方面的成果最终由历史与超验之间的张力性质所决定。
该性质可从以下两个因素来衡量：其一，超验方面实际超越历史每项价值与成就的程度，因此历史成就的相对价值不能成为道德自是的基础；其二，有机体中超验方面与历史方面关联的程度，因此上述张力不能剥夺其意义的历史方面。
正统基督教的弱点在于，它凭借权威的道德法典来对上帝的超验意志作出草率的判断，而这些法典大部分只是原始社会的准则，而且它把其中的神话发展成了糟糕的科学。
宗教总有一种倾向，就是将上帝与历史中有关上帝的象征等同起来，而这些象征曾经是充满神圣性的，但因新事件和新情况的如流涌现而丧失了这种神圣性。
此种宗教倾向是宗教中邪恶的永恒根源。
自由教会的失足则来源于其自身的倾向：它错误地以为给商业时代相应的道德规范戴上绝对和超验的耶稣伦理的光环，就可以赋予它终极神圣的色彩。
屈从于现代偏见的宗教，并不一定优于仍旧受制于已逝年代之相对片面理解的宗教。
在上述各种情况中，宗教之所以都失败了，盖因于它总是通过发现或是宣称意识到在某些直接或间接的历史价值中的至善（summumbonum），以草率地缓解道德的张力。
实际上，整个现代的世俗自由主义文化——自由基督教教会过分依赖于它——是一种失去了活力且世俗化了的宗教，其中基督教传统的前提预设已被理性化地理解为自然和历史的过程，而且它还想当然地以为这是由客观的科学所发现的。
因此，基督教道德的原始张力被损坏了，因为，基督教道德的超验理想已成为历史过程中的内在可能性。
民主、相互协作、国际联盟、国际贸易互惠以及其他类似的概念被视为人类精神的终极理念。
在这些概念中，没有一个不是带有一定程度的绝对效力的，但现代文化却从未发现，它们是在何等程度上从商业文明的特殊条件和必然关系中浮现出来，又是在何等程度上与主要在近几十年来的商业扩张和工业扩张中的牟利阶层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有关基督教爱的伦理的超验不可能性，在现代文化中却成为历史过程的内在可能性和即将实现的可能性；而一代人的道德满足感因之也获得了支持而不是受到挑战。
对于任何没有给“通向天堂打开窗户”
的文化而言，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生命的深度经验也完全被沿着当下历史潮流的水平化自信前行的奋斗冲得烟消云散了。
使现代教会适应世俗文化是如此之必要，以至于现代教会的偶尔投降可以被同情和理解，然而其结果也许是相当有害的。
中世纪的基督教拒绝科学的发展，支持垂死挣扎的封建秩序来对抗理性主义道德的反叛。
传统宗教的局限是如此之大，而现代科学的成就又是如此地令人赞叹，以至于最明智之举似乎就是尽可能密切地把基督教事业与后者联系起来。
不管这么做有何缺陷，这种策略至少是出于良好目的，即：想把基督教从其神话传统的教条和文牍式的解释中解放出来。
宗教神话最擅长的天赋就是其超科学性，而其危险也在于它用超科学的概念来表述自身，并坚持其字面真理。
如果自由教会不允许科学（以对其起源进行历史批判性分析的形式）进入其教会的核心，那它就不可能将基督教中永恒的部分从它已深深植根其中但已过时的文化外壳中释放出来。
然而，自由基督教太不加以批判地去适应现代文化，由此而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当这种文化因宗教对神话字面化的解释而导致了一种糟糕科学的结果而对宗教产生不信任时，同样，当宗教因为其对历史事实的科学描述不加修正的哲学化引申而导致了一种空洞而肤浅的宗教，致使它因此而受到怀疑贬低时，这种损失的程度就会变得显而易见了。
在深刻的宗教中，有关超验的神话象征很容易走样而成为对历史事实的不真实的科学表述。
但同样，有关历史事件的科学描述也很容易走样成为关于整个现实并不真实的概念。
真实的神话有这样一种天赋，就是它能够揭示现实的深度之维并指向本质的王国，该本质王国超越了历史表层，科学所发现、分析的因果链条也在此层面呈现。
科学只能够处理自然和历史的表面问题，对其中的复杂现象进行分析、分类和划分，然后根据它们可观察得到的次序将其相互联系起来。
在试图将一致性带入自身世界的努力中，科学极其艰难地、并且以对其方法自身固有的哲学性假设作出哲学性修正为代价，才避免了对现实作过于机械性理解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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