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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3）对不同的人，阻挠的力量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所以，如果一个人想要邀请别人共享他的绝对的群体例外的态度，他将发现很少有人——更少人赞同他的目的——会怀着他的普遍性初衷而苟同这种态度。
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人——在经过片刻反思后——会浪费时间作这样的判断，发出这样的邀请。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类似的例子，关于绝对的国家例外判断。
人们之所以对它发生兴趣，在于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像我关于珍妮的养老金的最后部分——我关于绝对普遍性原则的陈述是否需要限定。
假设N国的领导，像在世的亚历山大或拿破仑那样宣称：N国应该通过战争扩张它的疆域。
当然，如果他对那些极有可能被打败的国家发表这一判断，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如果他对那些害怕做下一个被征服者的国家发表这个判断，也不会有太多收获。
然而，如果他对本国人民发表这个判断，他就有机会有所进展。
在发表他的判断时，他也许半倾向于加上下述背离承诺的判断：N国不具有某种事实的、非个别的属性P，而任何具有属性P的国家应该通过战争扩张疆域。
如果他确实加上了上述判断，他将——以他最初的判断——只能诉求于本国人民的国家自我利益。
这样做他满意吗？
我认为不，原因如下：他的承诺要求他如此之少以至于他看不出有什么拒绝它的机会。
N国的人民——同样是人——可能会有超越本国自我利益的宏愿：比如，他们也许希望有人来调整他们的宗教（或非宗教），希望有人来调整他们的政府形式，或者希望使全世界他所属的种族凌驾于其他种族之上；或者他们希望在最初的战争结束后，建立一个他们认为能够维护和平的世界政府。
N国的领导需要借助于这些宏愿。
下述宣称将成为他坚守承诺的理由：即宣称任何拥有这些愿望的国家应该通过战争扩张疆域。
但是，难道他不想（这个问题可能被问到）抑制别国的战争策略——即使别国也有同样的愿望——吗？一般而言，他当然想；但是他如何运用价值判断这么做呢？其他国家最初害怕他打仗，一旦发现他仅仅赋予N国打仗的权利而别国没有，其恐惧会成倍增加。
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他们不会），如果这些国家会针对侵略采取足够有力的对策，而不是仅仅限于对N国的道义性抗议——他们认为这种抗议是加速N国侵略的一种方式，这样，N国的领导在接受与他的侵略性判断相伴的承诺时，就没有丝毫损失，他仅仅需要以某种非个别化的方式把他的判断普遍化就行。
而且他还有所收获，因为他选择了一条非个别化的普遍结论，这个结论引发了他的人民超越于国家自我利益之上的愿望。
如果他仅仅诉诸国家自我利益，他将忽略那些会强化国家自我利益的愿望，因此也就忽略了一种强化人民对其政策的支持的方法。
然而我承认，对这个例子的充分说明需要比我这里所展开的更为详备的研究。
它可能表明，我所说的绝对普遍性原则不再带有我想为它要求的确凿无疑的承诺。
倘若如此，如果原则能保证它对承诺的接受，我对原则的陈述将需要一种弱化的限制——就下述而言的限制：一个非个别的普遍结论，尽管只在下述条件中：这个个别的普遍理论涵盖了如此大的人群，以至于说话者仅对他们发表判断就足够了，他不会再有在这个群体之外维护他的判断的想法。
我重复一下，我怀疑N国的领导是否想借助这样的普遍结论；如果确实想的话，他会这样引入和陈述：通过战争扩张疆域，征服者N国将迈出决定其福利的根本性的一步；N国应该采取类似的步骤，不管这对别国的福利有何影响。
被限制的原则使他在N国可以拒绝任何补充性的非个别的普遍结论。
但必须记住，在N国反对其主张的那些人不会保持沉默。
他们反对的理由不是说他违反了（被限制的）原则，而是原则之外的其他理由。
因为这个原则，不管限制与否，与西季威克的原则一样，“都没有明确给出完整的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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