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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第一和第二种情感始终是“情状性的”
，其本质在于，它们始终只是“实现的”
，只适合于拥有它们的主体。
它们不是在与更深的情感同等的意义上“可转达的”
；感觉绝不可转达，活力感虽可转达，但与心理情感之传达的意义和方式不同。
由于这些更高级的情感一般遵循所想象的，独立于肉体状态的事件的意义一致性，同时把握其价值方面，故它们很难因感觉上体验的肉体状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4）纯精神的、形而上学—宗教性的情感、“获救感”
，它们涉及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精神位格之核心（福乐、绝望、庇护、良心痛苦、宁静、懊悔等）。
只要更仔细地考察这些情感层次，在这些层次上发生的情感事件的丰富多样的演变法则，以及这些层次之间有规律性的关系，就会立刻认识到，对于不同层次的情感，那种“促进”
和“抑制”
（它们在贯穿一切层次的快适—不适的对立中被把握，或只是客观地显示出来）并非始终涉及当时（在人身上）被促进和被抑制的“同一个东西”
。
整个生机性的生命仅仅在活力感上被体验为被促进或被抑制（以及“被威胁”
或“可被促进”
）。
局部和短视的触觉必须首先经过心理的活力中枢（本能中枢）的处理，就像受到“审讯”
，并且在二者的配合中（由更高的综合性的高层感受功能）加以“评价”
，以便针对所感受到的生命机体之整体的活力状况，从生物学上（对整体）有意义地利用它们。
心理性情感和精神性情感之所以存在，绝不是为了显示对人类与高等动物本质上共有的那种“生命”
的促进和抑制，而是为了表明人的精神——心灵的位格的完善和自我价值的降解，个体的德性规定和因人而异的基本定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人的动物性生命。
这一点尤其适合于宗教—形而上学性的情感和德感（如一切良知感）。
在我看来，牺牲的概念是纯形式的和最一般的大概念，它可以涵盖一切受苦（从痛感一直到形而上学—宗教性的绝望）。
正如死亡具有“牺牲”
这个词的客观意义，生命机体性的个体为了种类的繁殖必须承担牺牲（死亡的原因本来也与繁殖过程中的物质及力量损耗密切相关），死亡的自然出现，和由此形成的（种类的）生命延续，显然也深受繁殖活动的影响；正如死亡在形态学上是为了组织和分化有机体（这首先出现于后生动物界，即多细胞生物中）而作出的牺牲，同样，一切受苦和一切痛苦，就其形而上学及纯形式的意义而言，乃是部分为了整体以及较低值的为了较高值的牺牲体验。
亚里士多德将快适和不适视为对生命，以及对精神的灵魂和个体的促进和抑制，这种基本思想固然是正确的，但是，它根本无法澄清世界上受苦和痛苦的存在意义。
它只能解释痛苦和快适与生物所受的刺激和反应之间的有意义及合目的的联系和关联，只要痛苦和快适存在，就会形成对生命的促进和抑制。
作为一个信号系统（引诱、警示），这些联系和关联对生物的特定行为方式是有意义和合目的的。
只要带有奖赏（报酬）和惩罚（在非道德的词义上），对动物和人的任何一种训练，不过是利用这些自然的感觉归类，将感觉纳入各个特定的生命事件及其对生命机体的生命的特殊价值，以便达到（训练或教育的）特定目的。
就此而言，人们也恰当地以“自我训练”
指称自己的学习经验，生命机体根据原本偶然的、纯反射性的或“游戏性的”
活动（“尝试”
）的成败，获得这些经验。
另一方面，任何来自外部的人为施加的训练，只是为了这类对于生命机体的自然和正常的生存方式非典型的情形、活动和目的，才利用生命机体的情感生命的那种自然的奖惩系统。
但是不妨提出疑问：如果对于促进和危害生命的行为方式，确实存在着警示和引诱的信号系统，被纳入此符号系统的，就必定恰恰是痛苦和受苦这种奇特的质吗？为什么不是其他信号？为什么就不是不令人“痛苦”
的信号——就像痛苦偏偏令人“痛苦”
那样？既然神性的世界之根基如此明智（和智慧），赋予生物一个自然的信号系统，以此表明为了自我维持和自我促进，生物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为什么它不用不太野蛮和残酷的方法来警示和引诱生物？既然诸高级宗教将善与爱毫无保留地归结为世界之根基，为什么善与爱却很少与神性根基的明智相符，神性的世界根基偏偏选择痛苦和受苦来警示自己的造物，敲响威胁生命的警钟？人们常常用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嫡亲的神正论来为上帝辩护，可是，这种神学思想对神正论恰恰力所未逮。
恕我直言：假如我想从（经验上）我所熟悉的世界的性质，与此在的因果推论中，而不是从我的位格核心，与（宗教行动中）神圣的善和智慧的本原的个体关联和经验关联中，[7]获悉上帝的理念和上帝之在，那么，即使整个世界闪耀着和平、福乐和和谐之光，但只要存在着哪怕是唯一的、无论多么微弱的痛苦感（譬如在一只小虫子身上），就足以使我不承认一个“至善的”
（和全能的）造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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