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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建的读者大都相信他的故事来源于他在西藏的亲身经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甚至称赞这部小说是一部“现代主义的好作品”
。
[3]实际上马建小说中绝大部分情节不可能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却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背景书”
一脉相承。
虽说马建本人未必一定读过那些汉人批评、丑化番僧的古文献，但汉文化传统中自元朝以来形成的有关西藏的“背景书”
却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他“惊世骇俗”
的西藏之旅。
如果说对《亮出》的批判“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那么小说作者因此而成为一位著名的“流亡作家”
和“持不同政见者”
或同样“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
的确正如有读者在评论马建后来的小说时所说的那样，“作者个人对时代的怨恨超越了作品”
，故他总是站在现存体制的对立面；然那部令马建一夜之间暴得大名的作品不仅不见容于作者今日与之对立的中国政府，而且即便是从作者今日赖以生存的西方世界的视角来看亦应该受到严厉的批判。
[4]马建的思想和行为表面看来十分反叛和另类，然他小说中对西藏风情极富异国情调的描写和其中显示的汉文化优越感都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特定语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亮出》可说是“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
在这篇小说俨然成为汉族读者认识西藏的又一“背景书”
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文本产生的具体背景做些分析。
对此，自萨义德（Edward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以来欧美学者对西方作品如何观察和表现非西方文化的研究值得借鉴。
他们强调文学和游记作品对异质文化的表述远非客观和不加选择的。
作者不但总是有意无意地侧重于描述某些现象，而且这种描述每每与被表现之文化本身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大异其趣。
在这种选择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并非作者眼前的异质文化，而是她他们背后自身社会在特定时代的政治、文化格局，以及作者个人在此格局中所处的地位。
作者自身文化传统中的“背景书”
对他者的偏见和具体社会政治条件所提供的背景使得新的文本被不断地制造出来。
[5]马建的这部小说正是这样一个汉族文化中关于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背景书”
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条件之具体背景相结合而产生的经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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