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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民主党政权倡导的孩童津贴（2012年改称儿童津贴）对于已经有孩子的人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但这个津贴真的可以激励更多人做出生育决定吗？这一点就很难说了。
事实上，在海外各国的各种生育激励措施中，现金补贴政策在促进生育率提高方面没什么效果，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
“两立支援”
政策如果真的实施，大概可以抑制在职母亲的离职倾向，女性的就业率也将得到提高。
但是，这并不能使得“‘两立支援’政策提高出生率”
这个命题成立。
社会学家赤川学[7]的著作《少子化有什么不好！
》中对上述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女性越是参与劳动，出生率就越倾向于提高”
这种观点是女权主义者误用数据的产物。
他批评说，女权主义者出于无知或者故意滥用数据，从而诱导政策的决策。
他认为，如果数据的范围扩大到OECD诸国之外，就会发现有很多国家呈现女性就业率低、生育率高的特征。
这幅育龄妇女（25～34岁）的劳动参与率作为X轴、总和生育率作为Y轴的散点图经常被引用（1995年）[8]（见图9-1）。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13个OECD国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瑞典、挪威、芬兰、美国、日本）数据点的分布呈现向右上倾斜的趋势，也就是说，可以推导出“女性劳动参与率高的国家生育率也高”
的结论。
然而，赤川批评说，仅凭13个国家的数据就推导出相关关系，显然存在问题。
OECD共有25个成员国（截至1995年）。
如果加上新西兰、澳大利亚、丹麦、加拿大等其他加盟国，再观察其相关性的话，就会发现相关系数为负，也就是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
换言之，应该得出“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越高，生育率越低”
的结论。
也就是说，“女性越是参与劳动，出生率就越高”
是结论先行、操弄数据的结果，是把样本限定于出生率较低的发达国家，有意控制调查取样范围的产物。
确实，如果只考虑就业率和出生率之间的相关性就会发现，在日本，女性就业率越高的地方，出生率也就越高。
顺便说一句，按照女性就业率从高到低排序，前三名是福井县、石川县、富山县；女性就业率和出生率都处在高位的是富山县、山形县和石川县。
如果这样对全日本各都道府县排个序，就会发现一个规律：人均所得较低的地区，女性地位也较低。
与此相对，在已经实现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比如东京、京都、神奈川、奈良等大都市圈，女性就业率较低，生育率也较低。
如果按照上述观察进行推理，似乎能够得出一个极端的结论：如果想要提高生育率，最好不要推动城市化和现代化，而是应该让女性拿着低工资辛苦工作。
另外，有人观察到出生率随着女性就业率的提高而降低，便搬出了人力资源理论，主张为了提高出生率，应该加强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因此“为了提高女性就业率，应该推行男女共同参画政策”
这个因果关系不能成立。
图9-1 育龄女性（25～34岁）的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1995年）
出处：赤川学著《少子化有什么不好！
》
资料来源：女性劳动参与率来自OECD：劳动力统计1996（OECDLabourForceStatistic，1996），出生率来自欧洲理事会：欧洲最近人口发展（1997）（RetDemographientinEurope，1997），转引自阿藤诚《现代人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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