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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者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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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女权主义者对待“国策女权主义”
的态度各不相同：有人卷入其中，有人试图利用，也有人保持距离。
各地还有很多在大学中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纷纷跑到各种审议会就任委员。
“地方政府好不容易有意愿制定男女共同参画条例，那么至少得干出个样来！”
大家抱着这种使命感加入其中。
审议会的委员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职务，如果认为她们贪图名利而掺和到里面去，那就有点儿过分了。
不过事实上，她们确实成了政府的合作者。
她们从批评者逐渐变成了反对案的提出者，乃至成为需要分担责任的市民参与行政代表……往往发生在地方行政工作中的变化，在男女共同参画行政实行过程中也不例外。
一些女权主义者把这种变化当作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有很多人希望进一步成为政府的合作者。
由于政、商、官僚三界对少子化的危机感很强烈，因此有些人发表“如果女性还不生孩子的话就糟糕了”
“如果不继续推进男女共同参画行政，事态会进一步恶化”
之类的言论，进一步煽动危机感，以此胁迫地方当权者通过其主张。
她们主张的根据是发达国家妇女就业率与生育率相关性的数据。
日本的出生率从1989年的“1.57冲击”
开始持续下降，并在2005年达到1.26的史上最低水平，相信大家对此记忆犹新。
和日本同属超低出生率社会的还有德国、意大利和亚洲的韩国。
这些社会的共同点是女性的社会参与程度较低。
换句话说，性别歧视和低生育率似乎存在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保持着较高生育率水准的发达国家（虽说较高，也不过是指生育率保持在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07的1.8以上）是瑞典、挪威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
把这些国家的女性就业率和生育率数据比较来看，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高度相关性，因此，她们提出了一个命题：女性参与劳动越多，生育的孩子就越多。
这一发现意味着，造成日本低生育率的罪魁祸首是较低的女性劳动参与率。
因此，从中推导出的政策建议就是解决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的问题。
例如，禁止企业“生育离职”
的惯例，增加保育所数量以消除待机儿童问题，以及工作与育儿“两立支援”
政策，也就是促进企业的“工作生活平衡”
，使育儿更加容易。
消除待机儿童的呼声很久之前就有，并非这两天出现的新要求。
有人想利用少子化的机会危机来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也是很合理的。
但是，消除待机儿童问题，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对于已经生育的人来说，可能的确是有意义的政策，但对尚未生育的人来说是否有效，目前还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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