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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但是，无论哪一种，它实际上所追求的是一种通过对现状的批判来不断适应现实的过程。
③资本的文化回路所产生的反馈路径旨在为危机的边缘状态——“混乱的边缘”
创造一种动态的平衡。
媒体能够来回穿行于这套行动和观念之中，并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传递、放大并生产着商业知识。
通过广泛的现成的各式各样的公共和特殊媒体路径，以及广大的公共和特殊媒体中间商——他们试图将自身的观念通过上述媒体路径进行传播——媒体促进观念的生产。
《金融时报》等期刊也通过它们的常规调查和排行榜来对机构的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此外，商业知识也通过各种会议、研讨班和论坛等被不间断地生产出来，因为聚会本身日益成为一种宣传的方式和自售自卖的商品。
通过这些组成资本文化回路的不同类型的机构，零散的知识被聚拢并集中起来，实践知识和技巧（包括如领导力在内的柔性技巧）被进行编码，烦冗杂乱的信息被切割和简化，大量的数据被转变为易操作的微小数字。
但是，有三点必须进行说明。
第一，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样产生的知识多多少少是不真实的，比如，它总是被“潮流”
包围，千方百计想要获得那种被研究的客观性学术知识和随偶然性不断变化的管理学知识之间的硬性，明确的界限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打破了，打破这一界限的是相对主义者和准相对主义者对知识采取的外在化的态度，以及学术与商业知识之间的不断渗透的过程。
但是，第二，这也不意味着管理学知识是中性的。
这种工具化的商品化过程催生了管理学知识，与之相伴的是一系列高度政治化的、令人无可置疑的价值观，①这些价值观隐藏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中并被散播至世界各处。
第三，学术和管理学的知识越来越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将世界看成是处于不断翻转的，时不时地处于危机边缘的；将幻想看成是构成知识的一个关键因素；认为知识的使命在于对诸事件的偶然性进行推敲。
对于管理学知识，我们想要强调的一个因素是，它不断地尝试去生产新的、更适合的主体——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种主体为“灵魂体”
——以使之适合于现在的，特别是未来的积累体系。
为了追求表现效果，劳动者和管理者都必须被重新塑造，当然，这种工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泰勒和另外一些人曾筹划过对身体方面的改造，他们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在19世纪末就能产生出更好的劳动者。
同样，到20世纪中叶，人们开始期待管理者们能够以更好的方式展现自身，成为更优秀的领导。
然而最近，如此明确地将管理学知识作为中心的“灵魂体”
不断突显，呈现出一种紧急的态势，这一方面是人力资源部门不断增长的权力推动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与这一现象相关的知识和实践的增长所致。
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生产“知识渊博的”
主体的努力所投射的巨大关注——利用隐性知识制造实践的共同体使人们在活动中不断学习，带着情感工作并充分地发挥情感的作用，理解琐事所表现出来的时间和空间等。
换言之，资本的文化回路正在开始生产出一系列“对灵魂进行治理”
②的部分连贯的实践。
这一回路是工具性的，它所生产出的主体，一边将世界看成是不确定、充满风险的，一边又能够以营利的方式、通过使用特定的强有力的机构带给世界安定。
这些机构无不是充满创造力的、具有创业精神的和营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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