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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及国际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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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生产灵活又具有上进心的主体也能够给其他组织带来利益，而不仅仅是给国家。
正如前文反复提到的，现今随着国家与跨国企业的利益趋于一致，该兴趣也开始大肆发展起来了。
它们通过强调生产适合于经济发展的主体的能力，将自身重新描述成经济发展的担保人，企业成为新的作为供给方的国家的特征与目标。
今天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接受了现代性的那套修辞和标准，它的基础是将公民塑造成积极地寻求生产的角色，非常类似于积极态度的矿藏资源。
这套修辞以一些关键的管理学隐喻为基础——全球化、知识、学习、网络、灵活性、信息技术和紧迫性——这些都应该被整合进那种新的拥有强大意志的主体中，他们的辛劳将给国家的经济竞争注入动力，也将带来更加充满活力的公民。
许多亚洲国家都带着美好意愿将知识经济的修辞学引进本国。
因此，除了看似产生这一修辞学的明显经济优势之外，知识经济的修辞学尊重并缩小种族差异，并提供一套无威胁（或者让人挑不出毛病）的民族主义的叙述。
①也许在这些国家之中最热衷的参与者就是那个家长制的但最终成为实用主义国家的新加坡②，一个独立于1965年的城市国家。
的确，有观点认为，新加坡已经使有基础的管理学理论成为现实，那些大型书店中密集成排的管理学书籍中所包含的幻想已经体现在该国家的公民和“拥有专业的技术”
移民者身上，这种观点也不无道理。
在新加坡，积累通常被看成是一生的工作和一种对自身生产的热情（对消费的热情——新加坡人被看成是“专业消费者”
）。
在外界的影响下，新加坡适时地调整其经济政策。
在这一过程中，这个“现代的集权国家”
奉行着一种独立后“生存第一”
的话语：包括现实中的和人为的对国家领土狭小和对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及近期与中国不可避免的竞争等的频繁的隐喻；传统地理优势的日渐丧失（如港口）、自然资源的缺乏，以及因此产生的对其人民的依赖。
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似乎验证了这些担忧。
在此次危机中，尽管新加坡仅处于危机的边缘，但是其增长率从1997年的8%跌落为1998年的1.5%。
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措施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削减了15%的工资，工业资产租赁减少了30%，放宽对金融领域的限制（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在国内银行业进行投资）。
然而，尤其是在稍后的信息技术工业的衰退以及对全球经济不景气预期的共同作用下，这次危机促使新加坡的长期策略发生转变。
新加坡政府担负着重振经济领域的重任。
自1959年起，人民行动党领导下的新加坡政府是一个依靠技术统治的“柔性专制主义”
政府，贸易及工业部是经济管理最重要的正式机构。
该部仅有一个行政部门——新加坡统计局——及9个法定委员会（半独立的资源丰富机构）在该部门的管辖范围下制定政策和程序。
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法定委员会是：
（1）新加坡经济发展委员会；
（2）新加坡生产标准委员会；
（3）新加坡贸易发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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