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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朱子对于格物致知的解释，是以即物穷理的方式来实现的。
这就存在着一种把知识隔离出来的危险，知在朱子这里，极有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知识问题，阳明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
此所以专以穷理属知。
而谓格物未常有行。
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
此后世之学所以析知行为先后两截，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益以残晦者，其端实始于此。
（《传习录》中）
所以，知先行后，格物穷理，这二者结合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知行的整体性、统一性在事实上被截断了。
所以，朱子虽然强调知行相须，知轻行重，但是在朱子的系统中，亦可以得出以知为重的倾向。
而在王阳明的时代，知而不能行、知而不行的状况极其普遍。
朱子是把知当作知识性的知，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提出是针对知而不能行，所以能够正人心，息邪说。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知行合一在王龙溪看来应该被放在良知学说之后。
如前所言，当我们仅仅把知理解成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也就是闻见知识、经验知识）时，就需要先有这样的知识作为我们日常行为的基础，朱子也正是基于此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念，他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性的学习。
然而，王阳明对社会现实的弊病有着极为深刻的、直接的认知，所以并不是主张在经验知识的意义上来讨论知行问题，而是要求在良知（道德知识）意义上来论知行的问题。
所以，《传习录》中所涉及的关于知的论说，大体上都是在良知（道德）的意义上立说的，而不是从经验知识的角度来讨论的。
从社会批判的意义来说，王阳明针对的是当时的知行不合一、知而不能行的基本事实，而这个事实在王阳明看来，明显与圣人之学、圣人之道相背离。
这就意味着，在圣人之道、圣人之学的背景之下，知行本来就是合一的。
因此王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传习录》中）如果我们要从现实的效果来考察知行工夫是否为一的话，按照王阳明的观点，当我们的知达到“真切笃实”
的时候就是行，所谓真切笃实就是切实有效的意思；而从行的角度来看，当行达到“明觉精察”
的时候就是知，所谓明觉精察就是细微精妙的意思。
真切笃实事实上是对行为的描述，这表明，知是作为行为的观念指导而存在的，即“知是行之始”
（《传习录》上）。
明觉精察是对知的描述，这表明行是把道德观念在现实中表现出来，所谓“行是知之成”
（同上）。
王阳明说知行合一，主要的侧重点还是在于说行，而不是说知，这和王阳明所要面对的知而不能行的基本事实有着密切关系。
所以，王阳明是借由知行的合一来讲行的问题，所谓“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传习录》中）。
在王阳明看来，真正的知必须在行当中体现出来，离开了行，根本就谈不上真知。
正是因为对于知行分离的弊病有深刻的领会，“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
（《传习录》下），所以必须强调行。
可见王阳明讲知行合一的工夫，事实上讲的是行的工夫，甚至有以行代知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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