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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决定都是如此，它在根本上同时是单独的、秘密的和缄默的。
克尔恺郭尔注意到，言语会使我们安静，因为它向普遍性“转变”
。
语言的最初后果或目标就是：将我们从个体性中剥夺出来或解放出来。
我的个体性在言语中被封存之时，就是我让出我的自由和责任之时。
一旦我开口说话，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不再是单个的和独一的。
无限的责任关联着缄默和秘密，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悖论的同时也是可怕的契约。
这与我们平常所想到的和哲学的通常看法相左。
人们的共识和哲学的观点告诉我们，与责任相关的是公开性，是非秘密，是可能性，甚至是在他人跟前说明、辩护或者承担行为和言语的必要性。
而这里正好相反，具有必然性的似乎是，我行为的绝对责任，就它是属于我的、个体的而谁也代替不了我去做而言，它关联的不仅仅是秘密，而且也是：不说与他人，我意料不到，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什么也没有在他人跟前说过或回答过。
这既是义愤又是悖论。
在克尔恺郭尔看来，伦理的要求以普遍性为根据；所以它所定义的责任与讲述息息相关，也就是说，这种责任以普遍性为依据，以此进行自我辩护，以此认清他的决定和满足他的行为。
然而在这种对牺牲的接近中，亚伯拉罕告诉我们些什么了？但愿这不是对责任的担保，因为从伦理的普遍性中生长出来的恰恰是一种非责任性。
它教给我们的是怎样说话、怎样回答、怎样认识，进而怎样将个体性从概念中分离出来。
责任性的疑难在于：为了界定责任，我们往往总是无法得出一个关于责任的概念。
因为责任（我们不敢再说责任的普遍概念）一方面既要求认识，要求在普遍性中的自我满足，要求在普遍性跟前的普遍满足，要求替代，另一方面又诉诸唯一性、绝对的个体性，诉诸非替代、非重复，诉诸缄默和秘密。
在此，凡可对责任说的话同样适合于决定。
伦理如同言语那样，教给我的是替代。
悖论的蛮横无理就在这里：克尔恺郭尔宣称，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伦理是**。
应当抵抗住这**。
他沉默为的正是要挫败道德的**，这**以责任和自我辩护为招牌，目的是让他失去自己，失去他的个体性，他的根本责任，他的不可辩护性和秘密，以及他在上帝面前的绝对责任。
伦理意味着无责任性，它是无法解决的矛盾，因此是普遍责任与绝对责任的悖论。
绝对的责任并不是一种责任，无论如何不是普遍责任和具有普遍性的责任。
它自身绝对地和卓越地该是例外的和非同寻常的：就好像是绝对的责任，它不再涉及一个责任的概念，因此成了不可领会的东西，成了不可思量的东西，以便使它成为它的应是：因此成了非责任，以便绝对地负起责任。
“亚伯拉罕不能说；因为他不能给出最终的解释［……］最终的解释涉及一种考验，请注意，这是一种伦理借之作为**的考验”
（201页）
伦理因此可致使非责任性。
应当拒绝伦理的**，拒绝伦理的方便之门，因为责任没有账可算——没有属于人的、人类的、家庭的、社会的、同胞的、我们自身的账可算。
这样的一种责任保守着它的秘密，它既不能也不当诉诸大众。
它野蛮地和妒忌地拒绝在暴力面前自我展示，这暴力一直想把一些账目，一些理由弄到手，一直想拖到人的法律跟前。
它热衷于时时进行自我辩护的自传，一种自我称义。
亚伯拉罕确确实实自荐了，但他自荐于上帝，自荐于唯一的、妒忌的、秘密的上帝跟前，正是对这个上帝他说了“我在此”
。
故此，他得抛弃对自己的忠诚，这是一种伪誓，拒绝将自己托付给人。
他不再对他们说些什么。
牺牲以撒所透露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种思想。
在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伦理学，哲学还是辩证法内，这种秘密是不可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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