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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的欺骗和隐藏以及导致阴谋动机的复杂性总是吸引着我，无论是阅读历史还是在战争期间的偶尔实践经历都是如此。
我很难想象，意图的纯洁性和专一目的的纯洁性能成为政治方面的正规例子。
我相信，很多人感觉到在公开和隐藏之间、无辜和经历之间有着明显的分界；而且，在政治之外，他们经常发现，他们自己也被分为对自己家庭的爱和恨，以及对自己习惯的爱和恨两种类型。
我这种信仰的根据更多地是来自道德哲学而不是来自虚构，这种道德哲学总是呈现出对一些流行哲学感兴趣的整理者的画面。
根据也来自反省；我对谎言感兴趣。
这些相矛盾的情感不仅看起来很自然，而且它们经常是有用的。
由于对战争期间的秘密情报中的奸诈和欺骗情景感兴趣，我不怀疑有一种奸诈和阴谋的黑洞，政治家和情报官员的计划可以完全消失在这个黑洞中，因为他们可以忘记他们被推测正在做的一切，迷失在政治策略的错综复杂之中。
估计一下，理解隐藏在战争与和平之国际关系的公开特点下面的复杂性是有用的；而且人们不能轻易地理解这种估计，除非他至少对这些估计有某种程度的同情，尽管有资格，他至少也对政治诡计的迂回曲折感兴趣。
在当代条件下，马歇尔的估计立刻在道德上就显得令人反感，因为如果一个严重的错误估计发生了，它在整体上就要冒人性的风险。
但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详细阐释道德反感，而同时没有尽可能公正地揭露驱使政府隐藏欺骗和暴力程度的力量，这对我来说是不充分的，而那些欺骗和暴力是使他们效忠于捍卫民族独立的事业。
我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我痛恨那种反对为打倒法西斯主义而进行军备重整的做法，因为这种反对只表达了一些英国社会主义者们的天真希望。
那种政策对我来说好像是把道德等同于无知，而且这种等同将从根本上使政客们完全自由地抛弃道德。
我总是不信任英国社会主义中的某种因素，这种因素可以被称为是素食者和天真者的因素。
对战争刚刚结束后的政治的研究，首先使我思考道德中所被称赞的天真的美德与经验的不可拒绝的美德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分裂。
试图获得理性一致的道德理论已经覆盖了这个裂口，而且整理者的图像已然变成了一种正统的学说，尽管它是与经验相矛盾的。
本书就尝试把裂口和随之而来的矛盾情形黏合到一起，构成完整的观点，而且同时承认，这种目的在个人历史和哲学那里都有其根源。
我首先想到的是，温柔和正直之间的关系、私人生活中的美德、在政府中以及在公共事务中保持权力和影响的、看起来很必要的坚强和欺骗——马基雅维利的问题，这是自然的。
我已经在我的文集《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简单的阐述。
我希望如我所想的那样引起对现在道德理论浅薄的关注，这种道德理论回避了马基雅维利的挑战。
大多数英美学者关于道德哲学的学术著作和文章有一种出自神话故事的品质，因为这些著作和文章中都缺少当代政治和过去政治的现实。
可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都非常正确地认为，政府管理和权力使用中的美德与恶行总是构成了道德的非常重要的部分，或者至少构成了道德的一半内容，此时我们逐渐达到了对我们生活和时代的反省。
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要比马基雅维利那个时代的挑战更为紧迫，因为由于外国侵略者，比意大利城邦国家的独立要独立得多的独立国家现在却处于危险之中。
若强力政府不再有道德顾虑，也不清楚对暴力的道德限制，就可能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造成一种普遍或者至少是一种非常广泛的生命破坏。
哲学上的混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普遍怀疑会导致绝望，其程度表现为当人们想起政治妥协和公共生活行为时，已经没有任何坚定的立场以立足。
那些当权者和普通公民以及投票人可能都开始怀疑是否还有关注和平、战争和政府管理的道德沉思的余地，如果这种沉思很容易被道德哲学怀疑主义所推翻的话。
倘若哲学家们都没有对公共道德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话，那么人们为何还要比新闻日报想得更多更仔细呢？现在，对我来说，马基雅维利用非哲学的但却适合他那个时代的术语所提出的问题，好像是对道德哲学中更普遍问题的说明，而且尽管这一普遍性问题已被哲学化，它确实还是经常引起混乱，而且在日常政治中实际上确实导致了绝望。
这个普遍性的问题是与幸福生活的不同概念不相容的，后者附属于不同的社会角色和个体本性。
马基雅维利对人们现在所拟想的这种哲学，或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所拟想的那种哲学不感兴趣，他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开始一种关于道德本性和道德权威本性的深层次哲学探讨。
他对怀疑主义尤其没有兴趣，对用古代怀疑论者的风格来提出道德主张也没有兴趣。
但是，通过他思想的细致和锐利，他把深层次的问题彰显于表面。
在道德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清晰的分别？甚至是一种相互对立？也就是说，作为禁止和限制的道德与作为渴望和理想的道德之间是否有一种清晰的分别甚至对立？在游移于天真与经验之间的人的本性中，存在永恒的甚至必然的冲突吗？在不可缺少的政治协商制度中是否存在公共道德的基础？对历史相对主义者能否做出任何合乎理性的回答？历史相对主义者声称，所有的正义概念，包括我们自己的正义概念，都只是一种特殊而又短暂的生活方式的反映，没有任何普遍有效性，而且既不能对我们发挥任何约束要求的作用，也不能在它们自己的特殊背景之外产生影响。
如果不再一次诉诸关于伦理基础和价值判断的本性的古老怀疑的分析，我们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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