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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们通常认为自己有能力去鉴别、选择他们在衰退的资本主义中的未来作用。
人们经常连续不断地问“你站在哪一边”
，同时附带的假设是，东西两边将要展现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已经很明显了。
在我的道德思想形成过程中，对其产生影响的第二个因素是英国主要政治家，他们反对德国纳粹主义和其他地方法西斯主义的卑鄙行为，特别是反对西班牙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卑鄙行为。
但很明显，这些政治家却都准备容忍法西斯主义者的暴行和威胁，为了保护自己的私人财产免受在欧洲预期扩散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威胁，他们甚至还拍法西斯主义者的马屁。
我能直接观察到保守党的政治领袖们在面对法西斯时的这种奴态，因为我已经成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一名职员，是当时希特勒几个主要劝解人的同事。
这种观察增强了我去追问“你站在哪一边”
——这一致命而又特别简单的问题的倾向，这一点在后来也得到了验证。
同那个时期的学生一样，我知道我不站在英国保守党那边，我也知道我将来也绝不会站在那边。
因为对于大多数保守党人来说，对财产的爱以及对财富安全的爱很容易超过其他所有的道德义务。
在许多不信任和鄙视保守党政策的人中，马克思主义在1939年之前逐渐显示其影响，因为它为保守党对法西斯主义的政策以及贫穷和过度生产共存提供了一种解释，所有的解释都在一个全面的理论框架之内。
它看起来已经预言了资本主义非常明显的不合理性，以及正在加速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而这些将最终导致另一场世界大战。
但是，20世纪30年代在维也纳聚集、构成维也纳学派（ViennaCircle，又译“维也纳小组”
）的一群哲学家们已经开始了一种思想运动，他们对哲学的影响一直持续了50年或更长时间。
这个群体包括莫里茨·石里克、鲁道夫·卡纳普、奥托·纽拉特（Ottoh）。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一直学习哲学，特别关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当我读到这些所谓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的时候，我遭受了一种理智转型的折磨。
对我来说，他们好像是站在理性的明媚光线之中、在教授们遍布灰尘的黑暗迂腐的书房之外，把所有的哲学又重新开始一遍。
像17世纪的笛卡儿，他们正在使哲学有用化，正在反对从过去学院派哲学家（Sen）那里继承来的自我保护的学院式的东西。
在从过去继承下来而且仍然在牛津大学的老师们中存在的是黑格尔的传统，作为一个读过布拉德雷（F.H.Bradley）的《表象与实在》（Appearay）的学生，我对这个传统印象深刻。
但是，作为人类历史之全面综合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资源的内在部分。
根据由维也纳学派所首先提出的争论，不可能有一个全面而完整的人类历史理论，如果仅仅因为在经验中没有这种理论是可测量的，这一点和所有有意义且可接受的理论就别无二致。
新哲学家们承认各种形式的数学知识的有效性，而且他们接受实验和观察科学的理论化且具有确定性的经验主义的主张。
他们也接受历史学家们严格建立在引用证据基础上的叙述。
但他们反对所有的形而上思维，反对所有道德和美学的理论化建构，反对所有神学以及所有一般的历史理论，认为这些都不能是知识，即使其中的一些理论可能有修辞学的或主观感情表达方面的一些价值。
我终于突然明白，那些建立在一种历史理论之上的政治纲领如同建立在一种令人安慰的幻想之上一样，无论它是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还是进化的自由主义学说，都是如此。
用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来考察，这些自以为是的理论看起来仅仅是成功躲过基督教信仰衰退的形上体系的遗物，它们都是基督教救赎故事的世俗翻版。
在数学之外，在人和物的真实世界中，不存在一种没有实验检验的可靠知识，也不存在一种还没有被这种方式检验而被推向错误风险的可靠知识，这是我那个时期的信仰。
宗教者以及随后形上体系的发明者们需要走一条通向他们所设计的宇宙幻景的捷径，通过神圣文本中的启示，或者通过对所谓的必然真理的洞察力。
真正的知识总是艰难而又缓慢积累的，一点一滴、实验再实验方可求得；每前进一步无疑都向未知的领域深入了一步。
因此，哲学应当最终放弃捷径和宏大目标，应当继续从事自然科学的尝试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必要性已经开始显现。
运用这种理念，人们逐渐认为，对自然语言特性的研究是哲学中心内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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