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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家马刚刚出现不久的草原带西端的乌克兰地区，草原人群就开始与农耕人群交换他们的牲畜、兽皮和羊毛，并且很快，草原人群开始时不时地骑马突袭农耕社会的村镇，抢劫农耕人群的财物。
马、牛、骆驼等大型食草动物的驯化，给远古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游牧。
古人发现，他们可以借助驯化的动物在草原上生活，脱离或者部分脱离农耕生活方式。
所以，游牧其实是从农耕社会衍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古老的渔猎采集方式过渡来的。
毕竟，驯化大型动物是以农耕社会的粮食积累为前提进行的。
游牧主要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纯粹的游牧方式，游牧人群整体赶着牧群在草原上逐水草而走，他们在一年中会在若干个牧场停留，最后又回到起点。
有大型动物的帮忙，他们的活动范围可以变得很广阔，达到方圆数百千米。
从蒙古高原到中亚草原，再到西亚和北非的草场，历史上大量的牧民是从事纯粹的游牧生活的。
另一种游牧方式是季节性游牧，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仍然留在农耕村庄里，而另一部分人赶着牲畜活动，一般来说，他们只是在某个季节比如夏季赶着牲畜前往高山牧场，游牧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之一，他们还会从事农耕、采集和其他副业。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华夏地区。
在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华大地上，家马似乎是较晚且突然出现的。
考古学家很早就发现，家马和马车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商朝晚期突然大量出现，在包括安阳殷墟在内的河南、陕西、山东等商朝晚期的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用于殉葬与祭祀的马坑和车马坑，里面也发现了马的遗骸。
在商朝晚期之前的很长时段里，在距今4000—3300年前的遗址中，极少出土马的遗骸。
更早的远古时期的马的遗骸，主要是作为食物的野马，并非家马。
而且，在欧亚大陆的西部，马车的演变有比较完整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四轮马车到双轮马车、从实心车轮到辐式车轮、从牛拉车到马拉车的发展序列。
但是商朝晚期突然出现的马车，直接就是有辐的双轮车，马车技术已经十分成熟。
种种迹象表明，中华大地缺乏把家马逐步驯化的过程，以及马车由最初发明到不断演变和完善的过程。
这再次证明，家马的驯化和马车的发明都不是在中华大地进行的，商朝晚期出现的家马和马车应该是从外界输入的。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把中华大地的范围囊括到北方的草原，我们会发现，中国北方草原可能比中原地区更早接触到家马和马车。
比如内蒙古东南部的喀喇沁旗，在距今4300—3600年前属于一个较为繁盛的古老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势力范围。
考古学家在这里找到了这个时期的4匹马的马骨，基本判定都属于家马。
从这些马的DNA分析，这里的马匹可能来源复杂，当时这里的古人可能与周边频繁进行马匹的交流活动。
喀喇沁旗位于欧亚草原带的东端，向南越过燕山山脉就进入中原地区。
携带着家马和马车技术的游牧人群在草原内不断扩张，估计到距今4000年前左右已经扩张到了蒙古高原。
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处的区域应该比中原地区更容易接触到从中亚沿着草原带传播的家马和马车技术。
因此，我们可以有根据地回答前面的问题：石峁古城的建造者到底在防御谁？他们可能是在防御日益强大起来的草原上的游牧人群，游牧人群借助马车和马匹，经常快速突袭石峁文化的控制地区。
在验证这个回答时，基因技术再次展现了奇妙的一面。
石峁古城不是出土了一些祭祀所杀的人的遗骨吗？学者们对石峁遗址出土的76具人头骨进行了DNA检测，并与当时其他区域的古人遗骨DNA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这些死者与石峁内城区域的人群有明显的区别，这说明他们不是石峁古城的“自家人”
。
祭祀坑里的死者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群遗传关系比较接近，这说明他们的家乡在石峁的北方或者东北方的草原带。
石峁文化人群要么就是与东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有激烈的冲突，要么就是与北方草原上的其他游牧人群有激烈的冲突，而那些游牧人群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在基因上是相似的，却与石峁文化人群的关系较远。
祭祀坑中那些悲惨的死者，可能是石峁文化人群在战争中抓获的战俘，或者出击草原带劫掠回来的人员。
现代基因技术虽然不能挽救他们的凄惨命运，但是至少可以让后人知道他们的家乡是哪里。
那么，石峁古城的“自家人”
又是什么人群呢？基因分析表明，他们与当时盘踞在山西中南部的陶寺文化人群关系密切，这些人群应该都是仰韶温暖期中的农耕社会在人口不断膨胀、扩散后形成的各地文化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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