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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的本意而言，他希望陈立夫、曾养甫，或其他国民党大员来陕谈判，可他一想到蒋介石的为人和性格，又认为蒋绝不会同意这种“移搏就教”
之举。
为此，他十分达观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两广事变’就要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了，我看等着蒋某人从南方完全倒出手来以后，他很有可能又要改变对我们的办法，那就是变文谈为武打。
对我们继续进行他的军事‘围剿’计划。
我的根据是：（一）中国有句俗话，叫狗改不了吃屎。
蒋某人想消灭我们的本性也是难移的；（二）据最新的消息说，他已经决定把和我们举行谈判的大将——就是和‘小开’你进行会谈的曾养甫，调到广州去任市长。
这样，身在南国的曾养甫，还能担负起和我们谈判的重任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怎么办呢？也只好跟着他蒋某人变。
而且力争走到他变的前面。
为此，我们决定改派你去西安，先帮助剑英同志开展工作。
一旦发生了变化，你立即由西安赶赴上海，继续和张冲、陈立夫的谈判。”
潘汉年是十分敬服毛泽东同志的政治预见的。
早在福建事变的时候，毛泽东就亲自对出使福建与十九路军进行谈判的代表潘汉年说：力争和十九路军结成反蒋的统一战线，在打破军事“围剿”
的同时，扩大红军的力量。
可是，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执行王明的“左”
倾路线，竟然得出十九路军有欺骗性，比国民党军队还坏的结论来。
结果，潘汉年这位谈判代表前令后改，失去主张，不仅眼看着福建事变很快失败，而且中央苏区也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在长征路上，潘汉年这位宣传部长亲耳听指战员大发牢骚，骂李德等人瞎指挥，牺牲了几万名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同时，也听到了许多有关毛泽东同志指挥打仗近似神话的传说；遵义会议之后，他又亲自经历了四渡赤水的部分战役，看到了红军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击的作战经过……简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为自己的领袖是历史的必然，他打心里是赞成的。
今天，他又当面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分析，真是大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
为了未来更好地完成国共谈判的重任，他又请示道：“在未来的国共谈判中，您对我还有什么特别的指示吗？”
“我不是诸葛亮，因此也没有锦囊妙计给你。”
毛泽东风趣地说罢，便转身取来几封预先写好的信，“这是写给宋庆龄诸位先生的信，说不定对你的谈判，能从旁助一臂之力的。”
潘汉年双手接过了这几封沉甸甸的信，遂走出了毛泽东同志的居室。
毛泽东的亲笔信，加上潘汉年敬长尊贤的作风，使宋庆龄、陶行知、蔡元培等更了解共产党和红军；谈判桌上，潘汉年义正词严，不辱使命
1936年10月4日，潘汉年随叶剑英同志离开保安，由红军交通员护送，安全地转交给设在东北军中的交通员，然后乘坐张学良将军派来的汽车，急驰在已是天高云淡的黄土高原上。
潘汉年望着沟壑不平的光秃秃的大地，很自然地想起了这儿曾是炎黄子孙的发祥地。
五干年过去了，历代为皇权而征战的遗址难以寻觅，留给后人的只有一座供子孙们顶礼膜拜的黄帝陵！
而今，我们共产党人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逐鹿天下，留给子孙后代的又将是什么呢？他除去暗然稀嘘的感怀外，似乎也有着毛泽东同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的伟大胸襟！
潘汉年作为叶剑英同志的随员进入西安古城，遂拜会了张学良将军；．首先，转呈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两个文件，旋即又解释说明我党联蒋抗日新政策的具体内容。
对于巩固和发展拟建立中的西北大联合的政治局面、对出于发动西安事变前夕矛盾中的张学良将军的抉择，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张学良将军获悉侗促西北的红军有困难，当即拨五万元请宋庆龄先生转交；当他获悉红军缺少御寒的棉衣，＿又立即命令东北军的被服厂为红军赶制一万套棉衣，派军车悄悄送到红军的驻地；当他获悉红四方面军要出甘南北上，一定会遭到胡宗南所部以及东北军于学忠将军所部阻拦以后，又出谋划策地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从甘南穿过西兰公路就到陕北。
西边兰州方面是于学忠军，陇东是胡宗南的中央军，如果陕北红军南下静宁、会宁一线，向胡部取攻势，四方面军向北挺进，尽量向于部边防区靠拢，我已令于部坚守城池，不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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