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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文化的层面上，文艺复兴时期以及18世纪的个人主义便这样被消解了，一如在政治的层面上，资产阶级的自由理想主义被消解并最终屈从于法西斯主义的集体主义一样。
真实的个体性只能通过宗教的前提预设来维系，无论是在所有的生物机体的形式中，还是在社会历史张力下，宗教的前提预设都能对人类的个体性之当下介入持以公正，然而却又能对人类个体性以其自我超越的最高境界达到对所有历史境界的超越给予高度赞扬。
人既是创造物，又是上帝之子，这种矛盾是个体性观念的一个必要假设。
个体性观念必须要足够强大，以抵抗历史对他自身的压迫；同时必须要足够现实，以公正地对待社会生活中各种有机的凝聚体。
（3）现代人类学的最终确定性是其对罪恶问题的乐观处理。
现代人有一种本质上轻慢飘然的良心，当现代人一致反对基督教的人之原罪观时，没有东西能比得上这种一致反对（现代人关于基督教之人负有原罪一说一致反对）给现代文化的诸种分歧之不和谐的声音带来更多的融洽。
人的原罪存在于人的人格之央，即存在于人的意志当中，这一理念已被普遍否定了。
这一否定似乎使基督教的福音完全与现代人无关，这一否定的事实比其他任何对上述理念的不信任要重要得多。
如果现代文化主要是按照人的理性能力的独特性来设想人，那它就会发现，人的罪恶根源在于人的各种自然冲动和自然需要，而现代文化则希望通过加强人的理性能力使人摆脱这些自然冲动与自然需要。
这种本质上的柏拉图理念成功地渗透到了诸多的社会理论和教育理论之中，即使这些理论表面上属于自然主义而非柏拉图主义。
另一方面，假如现代文化主要是按照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理解人的话，那它就会希望把人从邪恶的混乱中拯救出来。
而正是由于引诱人返回和谐、宁静和无害的自然，人的精神生活陷入了上述的混乱。
就这一点而言，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机械的理性主义与卢梭式的浪漫主义似乎分享着共同的基础。
被视为本质善的要么是理性人，要么是自然人；对于人要获得拯救而言，惟一必需的要么是从自然的混乱中升华到心灵的和谐，要么是从精神的混乱中进入自然的和谐。
拯救策略彼此之间是如此尖锐地对立，这一事实证实了现代人距离解决他们生活中罪恶的问题还很遥远。
现代乐观主义一个更为深远的后果是进步理念所表达的一种历史哲学。
现代人期望或者是通过自然本身的内在力量，或者是依靠理性的逐步拓展，或者是凭借消除诸如教父制度或专制政府和社会阶级划分等某种罪恶源头，以便他能够实现某一完美的社会。
进步理念包含许多要素，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要素是：现代文化被自身彻底遗忘了。
进步理念只可能产生于基督教文化之中。
相比古希腊人认为的历史无意义说，进步理念便是《圣经》神启观和希伯来意义上的历史有意义说的世俗化版本。
可是，由于基督教人性有罪说被有所削弱，于是基督教哲学变得不再复杂，并为对其作简单的历史解说开通了道路。
这种解说尽可能将历史进程与生物进化密切关联，而无论对于人的独特自由，还是对于人有可能对该自由进行邪恶的误用，都无法做到公正裁断。
对于这种有关个体和人类总体事业的乐观主义，当然也有悲观主义的反应。
在霍布斯的机械自然主义和尼采的浪漫自然主义中，一种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得到了精致的阐述。
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就是尼采思想的现代产物之一。
在此，有关人性，我们没有任何可行的见解，然而，在这种悲观主义中，也不存在任何良心的不安。
虽然，自我主义（egotism）和权力意志被基督教思想视为原罪的典范，而且，按照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它们也被视为一种缺陷，这一缺陷需要借助新的教育和新的社会组织才得以逐渐消除，但在现代文化中，它们却被认为是正常的和规范的。
权力意志为霍布斯所认同，为尼采所赞颂。
在霍布斯那里，反对个体自我主义在政治上存在着一定的优势，但对于以国家的形式出现的集体个人主义却毫无优势可言。
在尼采重估价值的思想中，造成生活之冲突的人类生活特征被提升到理想的崇高地位。
霍布斯的犬儒主义和尼采的虚无主义在当今政治生活中造成的致命后果随处可见。
证实基督教的人的概念的有效方式，是把它看作是厘清现代性混乱的一束可能的光源，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必须思考关于现代文化的诸种问题，我在此仅仅简单地勾画了这些问题，更详细的讨论将在后面三章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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