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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社会所受罪行的伤害并不是一种人们通过法庭前的诉讼能弥补的损失，而是一种伤害，并且未曾有法院可公正地倾听两个当事人的声音，即劳动者和资产阶级。
劳动者的权利实际上是人类的自治权。
阶级斗争的真正赌注是这个权利：“阶级反对阶级”
，不考虑民族、性别、种族，也不考虑宗教信仰。
典型的旧角色身上存在的体制已只能以角色的名义模仿辛辣的诙谐。
他们依次死亡，毫无例外。
大家都担心，这个过程将花上数年并且如果没有剧烈的动**会毫无进展。
但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什么能抗拒这个过程。
在这个完全是“实践的”
批判的出乎意料的诉讼中，作为这样的劳动阶级没有起作用并且将来也不会起任何作用。
国际工人运动已消失在局部的团体中，这些团体除了旨在保护某类劳动者的利益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目的了，而阶级斗争与其他要素一起一直是反对对制度的发展进行抗拒的力量。
然而，我已说过，制度的发展需要这样的障碍来改善其性能。
因而，人们说有关解放的“资产阶级”
话语和与“晚期资本主义”
时期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组织类型使一场两个世纪的战斗产生了得胜者。
其他阅读和处理历史的种种方式设法强加什么，这是徒劳的。
制度似乎拥有充分理由呈现在唯一捍卫权利和自由的人那里，包括批判家的权利和自由在内。
如果批判、询问和想象真的要求一个社会的和精神上开放的空间，如同卡斯多里亚弟和勒福尔所表明的，如果惟有制度才能保证这个开放（因为它需要开放），那么怎样才能满足像我们的东德同事们提出的这样的激进批判要求呢？
柏林墙的倒塌是一个极富意味和包含历史后果的事件。
诚如人们所看到的，柏林墙的倒塌还具有关于批判家地位的决定性内涵。
当我写这本书时海湾危机仍处于悬念阶段（1990年10月），但海湾危机一样意味深长，只不过有所不同罢了。
整个西方制度检验着它的帝国主义政策的直接和间接效果，这并非第一次，并且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
显然，伊拉克的独裁产生于由西方列强两个世纪以前在近东造成的局势。
依据各自的利益和权力关系，这些西方列强被分配到这个地区，这些权力关系把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同时，它们凭着这种瓜分政策设法“解决”
它们的内部矛盾，尤其当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漫长经济危机存在时更是如此。
萨达姆·侯赛因是西方大使馆的产物和大商号的产物，如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第二次世界大战得胜者则向他们强索被他们践踏的“和平”
，还给他们的国家。
萨达姆依然更露骨和更无耻。
但伊拉克的独裁像其他独裁一样，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疑难转移到更不发达或简单说来更不具抵抗力的国家这个过程中。
在萨达姆·侯赛因的体制与我已引证的其他人的体制之间存在的差异中，我将提到两个差异，它们特别涉及我的意图。
第一个差异存在于正当西方制度的扩张达到史无前例的比例时，伊拉克对西方制度突然发出了挑战。
在这点上，萨达姆·侯赛因似乎并未采取措施推翻象征着柏林墙倒塌的世界格局。
相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和德国所遭受的经济危机仍然影响了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第二个差异则不太合时宜，我将更多地停留在它上面：它与目前思考的一般方向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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