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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把他们称为“束缚”
（ent），是没有道理的；也因此，他才会说，要逃避这种法律的企图，不是理性的，是“放纵的行为”
“没有人性”
等。
孟德斯鸠在这一问题上，也忘了他那自由主义的主张，而说：政治自由并非扭曲我们做想要做的事，甚至也不是任由我们做法律允许之事，政治自由只不过是“有力量去做我们应该想要做的事”
；康德也重复了同样的主张。
柏克宣称，基于个人自己的利益，我们必须限制个人的“权利”
（rights），因为，“我们假定所有有理性的人，都会与事物的既定秩序相一致，而同意这种限制”
。
这些思想家，以及在他们之前的经验哲学家，在他们之后的雅各宾党徒及共产主义者的共同假定是：不论我们那可怜、无知、充满欲望与**的“经验自我”
如何反对，我们每个人“真正”
本性中的理性目标，都必定互相吻合或必须使它们互相吻合。
自由并不是去做不理性、愚蠢、错误之事的自由。
强迫我们的“经验自我”
去合于正确的模式，并非暴政，而是解放。
[19]卢梭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自动把我们的全部生活，都奉献给社会，我们就造成了一种“实体”
（entity），这一“实体”
不会伤害它的任何成员，因为它是每一个成员牺牲了同样多的东西所造成的；我们又听说，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伤害任何人，都对任何人没有好处。
“我把我自己奉献给所有的人，等于没有把我奉献给任何人一样”
，在这种情形下，我所复得的与我曾失去的一样多，并且有足够力量保有我的新收获。
康德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完全抛弃他狂放不羁的自由，他就可以在一个依赖法律的状态中，重新获得这些自由——丝毫没有损失”
，唯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这个依存关系，是我以自己的意志作为立法者，而造成的”
。
如此，自由非但不是不能和权威相容，反而实际上变成了权威本身。
18世纪里所有关于人权的宣言，所包含的便是这种思想，所使用的便是诸如此类的说辞。
同时，所有认为社会是依据一睿智的立法者，或自然，或历史，或“超人的神灵”
（theSupremeBeing）而设计与建立的人士，所持有、所使用的，也都是这种思想与说辞。
几乎只有边沁倔强地重申说，法律的任务是要“拘束”
（restrain），而不是要解放：“每一则法条都是违反自由的”
——甚至当这种“违反”
的行为，会使自由的全部含量增加时，也不能例外。
倘若上述看法背后的基本假定是正确的，即，倘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解决自然科学问题的方法相同，假如理智（reason）果真是如理性主义所说的那样无所不能，则上述的推论，便都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理想的情况下，自由即等于法律，而“自律”
即等于“权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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