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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在伦理学上出现了那种自在地有效的体系。
但占据统治地位的伦理已决定了形成中的各种生活现实。
对它们的形成过程施加影响的，是最初的评价和意愿；这一意愿自身的改变不可理解为由适应生活现实引起的。
[2]艺术史晚近开始审视审美表现的观念和变迁以及文体格调，它们并非如森培尔[3]所言，是单由物质和技术的变化，或由不断变换的能力技巧决定的，而是由于“艺术意愿”
[4]自身之变幻；伦理史同样逐步掌握类似的变迁。
举例来说，希腊人之所以缺乏技术文明，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不出或“尚不能”
做出技术文明，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做技术文明的意愿，在优先法则的精神中这种文明还无一席之地——他们的“伦理”
是由如此优先法则构成的。
这样，我们对“伦理”
的理解就是：它是时代和民族本身占支配地位的优先法则，而不是哲学上和科学对优先法则的“描述”
和“系统化”
——这些仅仅把“伦理”
当作一个对象罢了。
怨恨完成自己最为重要的功绩的途径是：它成为一整套“伦理”
的决定因素，“伦理”
中的优先法则出现反常，先前为“恶”
者如今成了“善”
。
若我们考察欧洲史，我们就会看到，伦理建构中的怨恨惊人地活跃。
这里应该提的问题是：怨恨在基督教伦理建构中、随后又在现代市民伦理之建构中起了什么作用。
在此，我们的论断与尼采的判断相去甚远。
我们认为，基督教价值很容易、也常常被视为怨恨价值，然而，基督教伦理的核心并非源于怨恨的土壤。
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现代市民伦理的核心植根于怨恨。
从13世纪起，市民伦理开始逐渐取代基督教伦理，终于在法国革命中发挥出其最高功效。
其后，在现代社会运动中，怨恨成为一股起决定作用的强大力量，并逐步改变了现行伦理。
基督教的伦理是否从怨恨中汲取过营养、受过怨恨的哺育呢？我们先来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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