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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这些案例所说明的那样，痛苦与死亡经常通过赋予事件状态以价值或反面价值而提供了我们要促进或防止这些状态发生的理由。
但是快乐、痛苦、死亡，尽管它们很重要，并没有穷尽价值和反面价值的范围，由于上面指出过的原因，它们在这个方面不能代表其他许多价值。
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些例子是孤立的，没有给我们提供一幅完整的价值本身的图景。
考虑一下死亡的例子。
除了死亡是不是恶、它有多恶这些问题之外，还有我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反面价值这样一些问题。
由于死亡是恶无非就是说活得长一些比结束生命要好，所以死亡的反面价值仅仅是生命的肯定性价值的一个方面。
所以应当如何理解这种价值的问题包括：我们有关生命的价值的思考如何受到生命有限这一事实的影响？我们应当拥有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这一事实？恐惧？沮丧？我们在决定如何生活的时候应当如何接受死亡的可能性？我不认为对这些问题的令人满意的回答能够从这样的想法中产生出来：在人的一生中，这件坏事在任何时刻都会以各种方式降临。
相反的考虑似乎更加有理：最好把我们在具体案例中获得的大量判断视为来源于并成形于我正在描述的这一整套比较一般的态度。
但若我们仅仅关注死亡不可避免这一事实，追问很快就死而不是晚些时候再死有多么恶，那么态度问题就被遗漏了。
这就说明了我在讨论谢弗勒诉诸理性概念极大化时提到的一个一般性的观点。
按谢弗勒的说法，如果避免死亡是我的目标，那么我必须在两种机会中作选择，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一种机会肯定比另一种机会更加确定，所以选择机会在相同条件下是合理的。
但是，理解死亡的反面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理解我应当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把避免死亡当作我的目标，什么时候可以把其他事情当作“同等的”
目标来对待。
如果我们仅仅专注于目标，把目标当作既定的，专注于后来实现目标的理由，那么价值的这个重要维度就被忽略了。
同样的评论也可以用于痛苦。
我们不仅可以问“它有多恶”
，而且也可以问“要防止它我们应当给予何种关心”
。
在有关痛苦和死亡的态度和解释中可以看到它们与我们只想避免它们的理由联系很少。
我相信这种反应是一个错误，哪怕是在这些案例中，但这个错误在某些形式的快乐案例中比较明显，尤其是那些有着高度意向性内容的快乐（亦即快乐取决于拥有某种信念），以及那些内容与他人有关的快乐。
可以作为例子的有：竞争的快乐、成功合作的快乐、共享的欢笑的快乐、性方面的快乐、受到你在意的某些人的敬佩的快乐。
这些快乐包含与他人的具体关系、对他人的具体态度以及对我们与他们之间关系的态度。
（例如，在竞争中取胜的快乐一般包括想到以这种方式取得胜利是一件值得追求的事。
）因此，把这些例子中的快乐之一判断为“善的”
——相关事件的状态是要加以促进的——取决于先前有关对待他人的行为和态度的恰当性的判断。
所以，理解了这些快乐的价值就相当于理解了这个更大的评价体系。
对所有快乐来说它也许不是真的——某些事例像痛苦一样只有很少意向性的或评价性的内容，要是有的话——但它对许多快乐来说是真的。
所以一般说来，我们承认的价值似乎不具有一个简单的目的论的结构。
尽管承认这些价值包含懂得促进各种事件状态的理由，但并非与之相关的所有理由都具有这种形式。
尽管可以捍卫这样的思想，但我通过论证已经提到过的所有价值——快乐、避免痛苦和死亡、友谊、艺术成就、理智卓越——仅在对个人幸福有贡献的范围内具有价值，幸福是一种要加以促进的价值，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有关价值的思考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是目的论的。
个人有理由去做的事情（仅仅考虑他们自己）是促进他们自己的幸福，而从道德的观点来看，人民的一般幸福是重要的。
我在下一章将要考虑作为主要价值的幸福。
然而，在转入这种思考之前，我想要进一步考虑人的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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