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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55年，与普遍的宗教宽容相比较，“此地同此教”
是一种腐朽的理念，它的后继理念也好不了多少。
这种持反普遍主义纲领的世界图像是不同社会中的世界图像中的一种，每一个社会都具有一套独特的、同质的和内在一致的政治信仰体系。
有些社会在其信仰方面非常接近，因为他们具有允许不同信仰论证间的可转化性（tray）；在另一些社会里，则要松散得多，以至于对一种信仰的论证在别的信仰体系那里根本无法被理解。
当然，人们通常并不是如此粗陋地解释信仰体系的，但是19世纪的浪漫民族主义者诸如赫德尔（Herder），曾经清楚而准确地表达过这些理念，他们的遗产在当代反普遍主义中仍是正确的。
这一图像从来就不曾清晰过。
今天它需要人们有一种不寻常的行动意愿来构建一种政治哲学。
无论是各社会内部诸信仰体系的同质性，还是不同社会间诸信仰体系的相互不理解性，都不能作为这种政治哲学的前提预制。
首先看看前一个方面，让我们把美国政治哲学家眼下正在努力探求作为政治实体（bodypolitic）的美国之国家精神（如果有的话）的方式作为一个案例来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哲学家们，从民主社会主义者到激进自由主义者，都宣称他们不仅仅是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也是在表达美国人最深刻的政治承诺。
这可能被作为夸夸其谈的经验主义而遭摒弃，但是转向真正的经验主义研究也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有多大帮助。
为了相当详细地重建关于个体公平的政治信念，美国人往往喜欢揭示大量的混乱，以表明不仅不同的人怀有不同的理念，而且即使在单个的心智中也有不同的、互不相容的理念在相互撞击，以此一理念在一种语境里占优势，而另一理念则在另一种不同的语境中占优势。
国家选举的结果强化了这一结论，该结果显示在投票支持共和党总统和民主党国会议员的人中，属这种状态的始终占多数。
大众的民意测验给人以同样的模棱两可的印象。
各种回应极易反复变化，形式上的些微变化，都会导致诸答案明显而巨大的特征变异。
面对许多政治哲学家都声称他们正在提供对普遍的美国价值观最可靠的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可能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其中一种主张是对的，其他的都是胡说八道。
然而，我却以为所有的结论无一例外都是错误的。
因为他们所争论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
不存在一套潜藏着的价值观等待他们去发现。
也许人们会发现，与美国相比，一些社会在文化上的多样性要少些；而另一些社会则肯定差异分化更为复杂。
但有两件事是确定的：一是没有一个当代社会是真正同质的；二是那些声称源自某一社会共同的价值观的结论总是带有强烈倾向性的。
如果不是这样，下列情况就不得不被看成是一种巨大的巧合：一个政治哲学家声称他已察觉到的共享价值总是恰好和他一贯所支持的结论相一致。
人们有理由问：为什么这些政治哲学家热衷于这些荒唐可笑的伎俩？毕竟，他们可以轻易地避免这样做，只需承认（这无论如何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从其社会可利用的共同而丰富的理念中提取这些想法，它们相互支持并能导向他们希望提出的那些结论。
我推测，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将不得不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是这个选择而不是另一个不同的选择导致不同结论？”
设法回答这个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一种尝试，即表明存在着作为思考起点的所谓正确理念。
但是，要弄明白它是如何可能又难免引起普遍主义的嫌疑。
因为任何试图解释为什么你始于此而非彼——一旦你抛弃从你的社会的共享性预设前提出发的想法——必定会迫使你对何为好出发点做出一般性陈述。
因此，一种正义理论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特定社会需要的正义理论，而且必须是所有社会的正义理论。
我已经谈到适用于一社会内部的共同理念。
现在我假定，虽然社会的诸理念是异质的，但这种异质性通常不至于如此严重，以至于使得基于这些理念之一种论证难以为社会中的任何人所理解。
这使我看到了反普遍主义世界图像的第二个缺陷：它往往夸大在不同社会中普遍流行的理念之不可公度性（inensurability）。
尤其是，本书谈论的一类理念构成了实质上适用于世界上每一个社会的理念资源之一部分。
很少国家没有这类理念的追随者。
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反对者也是少数；但这些理念的存在足以说明它们是可以普遍为本土文化所理解的，在本土文化（那些不可改变的文化碎片）中也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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