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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生活美好包括我们在生活中能够面对公正的挑战，这反过来又意味着要求作为参数的公正的资源，那么我们的任何有关资源公正分配的规范性信念，似乎不可避免地与此具有相关性。
正如我讨论过的道德判断所示，宣布每个人拥有按某种方式规定的一份公平资源是恰当的，但是在做出有关我们在决定什么生活在我们看来是美好生活时我们应把什么样的环境作为恰当环境的伦理判断时，却不认为这样规定的公平环境是恰当的，这种做法未免荒唐。
我们不能用道德上恰当的事情未必在伦理上也恰当这种说法回避那个结论。
因为假如我们坚持这种区分，会使规范性参数的概念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必须尽可能确定一种美好生活的资源参数，以便使它们符合我们的公正意识。
假如生活美好意味着以公正的方式对公正的挑战做出反应，那么当有人为了自己不公平的利益而骗人时，他的生活就会变得更糟。
如果他生活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即使不是因为他本人的错误，他的生活也会变得更糟，因为这时他无法面对公正的挑战，不论他是富人——他的拥有超出了公正允许的范围——还是穷人——他的拥有少于公正允许的范围。
这解释了为什么根据挑战模式，不公正本身对人们是有害的。
被剥夺了公正允许他拥有的东西的人过着较差的生活，原因即在于此；比如说他拥有的资源的绝对数量不变，但他生活在一个较贫穷的时代，别人的资源都比他少，他的生活还是较差。
我当然不是说，只要一个人拥有公正的资源份额，那么他所支配的无论什么东西的绝对价值或质量不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任何变化。
生活在较为富裕的共同体或时代里并拥有一份公正财富的人，可以面对更有意义或更有价值的挑战，能过上更令人兴奋、更丰富多彩、更复杂和更有创造性的生活，这非常类似于下国际象棋的人比玩连城游戏（tic-tao-toe）的人有更多有价值的机会。
生活良善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面对更有价值的挑战即是其中之一。
但是，承认公正是一个伦理学参数，这给人们在任何既定的经济环境中生活的良善性做出了限制。
我假设，如果环境发生变化，公正允许我拥有更多的资源，我就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但这并不是说，如果我现在不公正地拥有更多的资源，我也能过上更良善的生活。
但是，拥有的资源超过公正允许的范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肯定不能使人过上更良善的生活吗？如果我们把柏拉图的观点理解为公正是生活良善的硬参数，凡是可利用的资源超过了他有资格得到的数量，他便不可能使自己反省意义上的生活得到改进，就像不能通过增加一行而为一首十四行诗增色一样，那么他的观点就有一定的合理性。
只要我们同意，最美好的生活是指对正确的环境做出出色反应的生活，而正确的环境就是公正的环境，我们就会明白，当环境非常不公正时，过正确的生活是多么不易。
我们当然也会明白，甚至设想一种完全良善的生活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的社会是不公正的。
所以我们的文化也没有提供在应当存在的环境中繁盛的或被视为成功的生活范例。
我们中间的那些富人，无法与另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因我们的富裕而贫穷的人建立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对于美好生活是重要的。
我们可以尝试只用我们认为在一个公正社会里我们能够拥有的资源去生活，通过个人的慈善行为用剩余去尽力纠正不公正。
可是，既然不能以违反事实的方式，而是只能通过动态的公正制度，来建立公正的分配，所以我们无法判断我们的财富中的哪一份是公正的。
另外，干脆忽视不公正的事实，用我们的所有去满足受到我们文化鼓励的人们的意愿的利益，也很难说是一种恰当的反应。
我们可以从事政治活动。
但是我们不太可能做得很出色，我们在使共同体变得更公正上的失败，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糟，因为共同体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
因此，一旦我们以清醒的头脑确定了真正良善的生活的条件，我们也许会在很大程度上赞成柏拉图的观点：公正是伦理学的一个硬参数，受到不公正的国家中的不幸状况玷污的生活，不可能得到救赎。
然而，这种强硬的观点也许过于严厉了。
另一种立场，即公正是软参数而非硬参数的立场，也会把公正作为伦理学的构成要素，但对于对立的伦理直觉具有较小的破坏性。
根据这种观点，利用不公正财富的人，虽然不可能在回应恰当地挑战上完全成功，这是只有公正社会里的人才能有的生活，但是他的生活不会因此而毫无价值，而是也可以成为非常良善的生活。
其实，就像偏离规定动作的滑冰表演一样，虽然十分罕见，这种生活甚至能够优于他在完全公正的社会里所能拥有的生活。
然而，对于财富多于应当拥有的数量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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