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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之幕使一种对某一正义观的全体一致的选择成为可能。
没有这些知识方面的限制，原初状态的订立契约问题将是无比复杂的。
即使在理论上存在着一种答案，至少我们现在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它的。
我想，在康德的伦理学中无疑包含有无知之幕的概念（见第40节）。
然而，限定各方知识的问题和鉴定可供他们选择的对象的问题却常常被带过去了，即使在契约论中。
有时，这种明显来自道德考虑的状态是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提出来的，以致我们不能确定它将产生什么结果。
这样，培里的理论实质上就是契约论的：他认为社会和个人的统一必须根据完全不同的原则进行；后者根据合理的慎思，前者根据具有善良意志的个人的联合一致。
他看来也是根据很相近的理由拒斥功利主义的，即，认为它不恰当地把适用于一个人的选择原则扩展到了对社会的选择。
正当的行为被鉴定为是那些最好地推进社会目标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在假定各方对环境有着充分的知识，并由一种关怀相互利益的仁爱之心推动的情况下，由反思的契约表述出来的。
然而，培里没做出任何努力来准确地指出这种契约的可能结果。
的确，没有一种远比这精心的解释，是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的。
[10]在此我不想再批评其他人的观点了，而是想解释许多有时看来像是互不相关的细节的必然联系。
应用无知之幕的理由不仅仅是为了简化。
我们想如此定义原初状态以得到可望的结果。
如果允许各方有对特殊事态的知识，那么结果就会被任意的偶然因素扭曲。
如前所述，在威胁情况下达到的原则不是一个正义的原则。
如果原初状态要产生正义的契约，各方必须是地位公平的，被作为道德的人同等地对待。
世界的偶然性必须通过调整最初契约状态的环境来纠正。
而且，如果在选择原则时我们虽占有充分信息但仍然需要达到一致同意，那就只有一些相当明显的情况能被决定。
在这种环境中以一致同意为基础的正义观确实会是微弱和琐屑的。
但一旦知识被排除，全体一致的要求就不是不适当的，它能被满足的事实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使我们能够说可取的正义观代表着一种真正的利益和谐。
最后我想说，我将在大多数地方假设各方掌握所有的一般信息。
任何一般事实对他们都是开放的。
我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复杂化。
而且，一种正义观将成为社会合作条件的公开基础。
由于共同的理解必然给原则的复杂性提出某些限制，所以就可能也对原初状态中理论知识的应用提出某些限制。
于是很清楚，对一般事实的复杂性很难进行分类和定级的工作。
我将不作此尝试。
但当我们遇到一种错综复杂的理论结构时我们还是要接受它。
那么这样说看来就是合理的：假定其他情况相同，当一种正义观是建立在显然更简明的一般事实之上时，它就比别的正义观更可取，对它的选择无须根据对众多的可能理论的精心考察。
以下要求是合理的：只要环境允许，一种正义的公开观念的根据应当对所有人都是明显的。
我相信，这种考虑有利于正义的两个原则而非功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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