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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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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之传，必资翻译，历观自古翻译之大家成百上千，然而以义译经，译论能比秦之罗什、唐之奘公者，寥寥无几。
翻译之难，可想而知。
译经需名物相对，言义相切，若非博通经论，善两方之语言者，无法为之。
所以在藏文中译师的另一个名称为“两种语言者”
（skadgnyispa）。
以罗什、奘公弥天之高，尚称不易，今之译者何其易哉。
古人对译著优劣之评判，多集中在旨意和文辞两个方面，若旨意暧昧，则译者会受“未尽文”
之嫌，若文辞拙劣，则是译者润色之失。
而今人之翻译，特别是东西方宗教、哲学类文献的互译，通常出现一个比旨意、文辞更紧要的问题，即如何解释文本之微言大义（Iion）的问题。
因东西方文化背景迥然不同，一字一句的、机械的直译，不但会使译文诘屈聱牙，令人无法卒读，而且也根本无法全面传达深藏于文本中的微言大义；就是相对比较灵活的意译，也仍然无法完全解决这种因东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而造成的文本的不可读性。
因此，对译文作必要的解释不但是应该，而且是必须。
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解释和再创造的过程。
可由于东西双方各有自己很深的文化积累，每个词汇、概念都带上很深的文化烙印，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每个词汇、概念的选择，实际上都已经带上了自己的某种价值评判，要完全将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排除在外，创造出一个十分客观、真实的译本几乎是不可能的，哪怕译者是一位不但善双方之语言，而且也通双方之学问的高手。
文本的翻译如此，对文本之微言大义的诠释则更难做到客观、真实，若以今人、东人、西人之心，度古人、西人、东人之腹，从今人的现实需要和思想观念出发，对古人、他人的文本及其该文本所传达的思想作随意、功利的诠释，则难免穿凿附会，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也。
近一个世纪内，《西藏死亡书》在西方世界的经历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事例。
对如何正确理解、吸收东方文明之精华，以弥补西方文明之不足，至今仍然是西方知识界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
《西藏死亡书》在西方被一次次重新翻译、诠释的过程，作为一个个案当能为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者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前述《西藏死亡书》之每一种英文译本，都是西方某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都与西方某个特殊的文化思潮有紧密的联系。
因此，虽然表面看来译者的初衷多半是想为读者提供一部更精确、更易懂的译本，而实际上他们都是将这一东方的文本放在西方的语境中进行解读的，他们利用翻译、解释这部来自东方之精神经典的机会，兜售各自对处理西方社会自身所遇问题的各种主张。
他们在阅读这部文本时常常离开文本本身，而指向了别的什么东西，因此文本的译文本身与他们长篇大论的评注比较起来，常常显得无足轻重，最多不过是一个陪衬，甚至在Leary和索甲活佛的书中，文本本身的存在已经完全成为多余。
在西方译者眼里，《西藏死亡书》是一种密码，要解读这种密码需要借助某个不可能与它同时出现，但比它更真实、更在前的文本，或者要把它当作另一种文本的讽喻来解读。
故对于伊文思而言，《西藏死亡书》的原本实际上是Blavatsky夫人的《秘密教法》，而对Leary及其合作者而言，《西藏死亡书》是为迷幻之旅（theparadigmaticacidtrip）而写的经典，到了仲巴和索甲两位生活在西方的西藏活佛这里，它又分别成了心理学的教条和新时代运动中的自助语言。
宗喀巴讲座教授Thurman更强使这部宁玛派的伏藏法一变而为格鲁派的一部样板著作。
为了要揭露《西藏死亡书》这部文本的真实意义，每一位译者都必须借助一些其他的东西才能来阅读它，其结果是，每一部新的译本严格说来都变成了一部新的《西藏死亡书》。
若细细地揭露、研究隐藏在每一种《西藏死亡书》之英文译本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text），则一部20世纪西方社会文化史已自然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相反地，一部真正的西藏的、佛教的语境中解读《西藏死亡书》这一文本的翻译、评注本的出现，却还尚待来者。
附：
《西藏死亡书》在西方的各种译本目录
《西藏死亡书》的各种译本及其译本的译本，其数量之多已难以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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