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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神通、秘密法、异端、鬼教与喇嘛教：番教于明代士人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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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番僧是应朝廷之招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番教的流行是明朝皇帝信仰和推崇的结果。
然而，他们并没有从明代的士人们那里获得过多的热情，相反常常是后者痛恨和鞭挞的对象。
对此，我们或可引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监察御史陈谷等所上奏疏中的一段话为例，其云：
领占竹扎巴坚参等以妖髠而受法王之名，释迦哑儿答着乨领占等以胡丑而窃佛子之号，锦衣玉食，后拥前呵，斵枯髅以为法碗，行净至宫，穿朽骨而作念珠，登坛授戒，遂使术误金丹，气伤龙脉。
一时寝庙不宁，旬日宫车晏驾，百官痛心，万姓切齿，虽擢发莫数其罪，粉身犹有余辜。
[101]
这种痛恨似一点也不亚于当年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的元代汉族士人对挖其祖坟，且阻碍其对蒙古征服者进行改化的番僧的痛恨。
总的说来，明代文人笔下之番僧与番教之形象始终是十分负面的。
虽然明代士人们亦曾不厌其烦地记载下了番僧的种种神奇故事，令元代文人留下的神僧形象更加丰满，然而更多的是以文明俯视野蛮的姿态，对番僧的行为及其所传教法横加鞭挞。
不管是过分地强调明朝廷对番僧之优待和对番教之推崇是以政治利用为目的的，还是将番教演绎为“蛊惑圣主之心”
的秘密法，或者直接将其斥责为异端、鬼教、喇嘛教等等，其实质均在于否认藏传佛教作为佛教之一支的宗教与文化意义，从而将西番民族牢牢地固定在野蛮的“化外远夷”
的位置上。
如前所述，明代皇帝中绝大部分都是佛教的信徒，其中有不少偏爱藏传佛教。
然而不管是朝廷本身，还是明代的文人都不遗余力地将皇帝崇佛，特别是推崇藏传佛教、优待番僧的行为政治化。
从明太祖开始，明朝的皇帝及其大臣们就再三再四地强调其广招番僧，且封他们为僧官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所谓“盖西番崇尚浮屠，故立之俾主其教，以绥来远人”
。
公开声明：“有僧官以掌其教者，非徒为僧荣也。
欲其率修善道，阴助王化。”
[102]明代大学士梁储曾于其奏文中说：
西番本夷狄之教，邪妄不经。
故先圣王之世未闻有此。
顾其说流入中国，浸**已久，未能遽革。
永乐、宣德年间，虽尝有遣使之举，我祖宗之意，以天下初定，特藉之以开导愚迷、镇服夷狄，非真信其教而崇奉之也。
[103]
对此，陆容于其《菽园杂记》中说得更加生动具体，其云：
这种政治化的解释显然不只是人臣为其主子之弊政所作的开脱，在其背后实际上还隐藏有另一层意思，即对番教之宗教、文化意义的否定。
于汉族士人而言，“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
。
[105]若中华礼仪之邦的皇帝果真信奉“夷狄之教”
的话，这或当比“夷狄之教”
本身更“邪妄不经”
。
因此，他们同样从“怀柔远夷”
这一话语出发，提出了这样一个他们认为更加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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