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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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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元朝中央政府曾“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
，并在此修驿站、括户口，征赋税，蒙古大军也曾几次深入土番之境，镇压诸如萨思迦第二任本禅释迦藏卜叛乱、必里公叛乱与蒙古西北诸王，即藏文史著中之所谓“上部蒙古”
（stodhor）所引发的叛乱等，但真正深入土番之地的汉族士人恐怕不会太多。
因此，在元代汉族士人的作品中，很少见到有关西番政教形势的具体记载，他们对西番的认识只是停留在“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
，或“西域之地尤广，其土风悍劲，民俗尚武，法制有不禁者，惟事佛为谨，且依其教焉”
等相当笼统的说法。
[106]土番常常被称为“西夷”
或“西鄙”
，于汉族士人眼里无非是地处西陲的蛮荒之地。
正因为如此，土番成了元朝政府放逐重要犯人的地方，有不少著名的政治犯被流放到此地，如宋朝的末代皇帝少帝瀛国公受元世祖命，“往西土讨究大乘明即佛理”
，居后藏萨思迦寺习法经年。
[107]高丽国忠宣王也因得罪于杨琏真珈之子杨暗普而被陷害、放逐至萨思迦。
[108]元末著名丞相脱脱受政敌哈麻陷害，“诏复使西行，鸩死于吐蕃境上”
。
[109]官员调任吐蕃被视为贬谪，乃朝内排斥异己的一种手段。
[110]
与汉族士人视入藏为畏途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批的番僧涌入中原汉地，史载“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
，当非纯属夸张不实之辞。
因此，番僧在内地的活动是蒙藏及汉藏关系史上极其重要的内容。
汉族士人对番僧在朝廷内外各种言行的记述，特别是对番僧在元朝宫廷内外传播的秘密戒法的抨击，无疑有出自文化偏见的成分，也带着已经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的汉族士人对遭受来自另一个异族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压迫、打击所激起的强烈的民族情绪。
番僧在朝廷中的得志，番僧所传秘密戒法在朝中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汉族士人从文化上进行反征服、变夷狄统治为孔孟之治，将异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最终纳入华夏正朔的艰苦尝试的失败。
[111]是故，汉族士人对番僧的行为及其所传教法的评价显然有失偏颇，特别是将番僧所传秘密戒法完全视为祸国殃民之妖术，将元朝骤亡的祸根全推到几个番僧的头上，委实有失公允。
遗憾的是，汉族士人为番僧留下的这种妖僧与恶僧形象不但通过穆斯林作家拉施特的《史集》和《马可波罗游记》等书传到了中国以外的地区，而且亦一直在元以后的汉族文学作品中得到进一步的戏剧化和形象化，其流风余绪直到今天恐也未被彻底消除。
[1]PeterBishop，TheMythofShangri-la：Tibet，TravelWritierionofSadsdon：Athlone，1989.
[2]PeterBishop，DreamsofPower：TibetanBuddhism&theWesternImagination，London：Athlone，1993.
[3]DonaldS.Lopez，Jr.，PrisonersofShangri-la，TibetanBuddhisma，dLondon：TheUyofChicagoPress，1998.
[4]MythosTibet：Wahrioasien，K?ln：DuMont，1997.
[5]OrvilleSchell，VirtualTibet，Seargfri-lafromtheHimalayastoHollywood，NewYork：MetropolitanBooks，2000.
[6]参见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元史论丛》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1页。
[7]对此意大利藏学家L.Petech曾经作过相当精辟的总结，参见Petegolsaibet，Rome：Ismeo1990，pp.139-142；参见沈卫荣，《元朝统治西藏对后代的影响》，《西藏与中原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蒙藏委员会，1992年，第79－101页。
[8]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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