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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供关系论之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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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皇帝与番僧的关系是蒙元王朝与西藏之关系的重要内容和典型的表现形式，因此对这种关系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整个元朝与西藏之关系的理解。
眼下最流行的对这种关系的一种解释来自西藏喇嘛自己，其中心点就是著名的“施供关系论”
，即是说蒙古皇帝与番僧之间的关系是施主与福田的关系，施主（yonbdag）为其福田（mas）提供必要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以实现他们的世俗愿望，而福田则专心为施主念佛祝祷，以满足其宗教上的需求。
施主与福田相辅相成，各得其所，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关系，假如说帝师的地位不在隆师重道的蒙古皇帝之上的话。
[19]在后出的藏文史著中，我们经常能读到皇帝虽贵为天子，却严持师礼以待上师，帝师与皇帝在宫中平起平坐、礼尚往来的故事，也经常能读到皇帝在享受其上师的宗教服务之后以世俗利益回赐上师，喇嘛在其施主——弟子的支持下获得各种政治特权的故事。
[20]近年来，为了减轻蒙元王朝与西藏地方关系中的政治成分，这种“施供关系论”
得到了不断的鼓吹、神化，它不仅是西藏流亡政府解释这一段历史的正版，也几乎成了西方人理解蒙元王朝与西藏关系的共识。
关于蒙古时代西藏历史的真相，中外都曾有不少有成就的学者用心研究过，人们只需阅读意大利著名西藏学家LuoPetech先生的著作《蒙古与中藏》一书便可知其梗概，[21]关于“施供关系”
的哲学、社会学的讨论亦有当代研究印藏佛学的权威学者D.Seyf先生的大作可以参考，[22]皆无须笔者于此多加置喙。
惟对蒙古皇帝何以会屈万乘之尊，对番僧尽师敬之节一事尚欲于此略作讨论。
持蒙元王朝与西藏关系为施主与福田之关系论者，乃从后世西藏喇嘛的视角和观念出发对蒙元统治者与番僧之间政、教两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作的判断。
[23]在将“施供关系”
作为对这段历史的权威解释而全盘接受之前，我们显然有必要将当事双方中的另一方对这种关系的看法考虑进去。
不无遗憾的是，蒙古皇帝及其王室成员自己就此问题并没有文字记录传世，他们留下的片言只语仅见于汉文记载中。
对汉族士人的记载是否正确地传达了其蒙古主子的意愿，或当有所保留。
不过元朝并非只是蒙古人的朝廷，当时的汉族士人对西藏及西藏喇嘛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受蒙古人统治的占人口总数之绝大多数的汉人的看法，故同样应该受到重视。
与西藏史家淡化西藏与蒙元王朝关系中的政治成分、尽量突出其宗教内容形成鲜明对照，汉族作家多半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蒙古皇帝尊崇番僧这一事实。
元廷崇佛、礼遇番僧常常成为汉族士人尖锐批评的对象，而士人中的有识之士则往往从这种表面现象背后看透其实质。
例如，《元史·释老传》中说：“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
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
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
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
[24]此为明初史臣对其前朝之土番政策的总结，同类的说法在元代文人的著作中也常可见到。
例如欧阳玄在《（云南姚安）妙光寺记》中说：“世祖自征氐羌归，乃表异释氏，隆其师资，至于宫室服御，副于乘舆，盖有以察其风俗之宜，因以为制远之术焉，顾世之人不足以喻此也。”
[25]此谓忽必烈征云南时，路经土番地区，即了解欲得其地，必须利用佛教，自此形成其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
而元代另一位士人朱德润则说得更加明白：“国家混一区宇，而西域之地尤广，其土风悍劲，民俗尚武，法制有不能禁者。
惟事佛为谨，且依其教焉。
以故自河以西直抵土蕃西天竺诸国邑，其军旅、选格、刑赏、金毂之司，悉隶宣政院属。
所以控制边陲，屏翰畿甸也。”
[26]
饶有兴味的是，我们在《草木子》中读到这样的一则故事：“初，元世祖命刘太保筑元京城。
及开基得一巨穴，内有红头虫，不知其几万。
世祖以问刘曰：‘此何祥也？’刘曰：‘异日亡天下者，乃此物也。
’世祖既定天下，从容问刘太保曰：‘天下无不败之家，无不亡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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