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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都相信，日本从一蓑尔小国而能一战胜中国，再战胜俄国，全为实现宪政之效。
日本人既可以学习西方而成功，中国为什么不能成功呢？因此在当时国人的心目中，绝不会发生宪政可能不可能的疑问，而只是估计到程度深浅可能与日本、英国有所不同。
然而，清廷从九年预备立宪，轻而易举地拒绝了即开国会的请求，并将各省国会请愿代表驱逐出京，遂使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清廷失望，转向推翻清朝的革命。
辛亥后，民国建立，宪政应该有希望，结果一经袁世凯破坏，再经北洋军阀的玩弄，宪政不仅没有实现，而且宪政运动也由此进入后期，即将寿终正寝。
其何以如此？梁漱溟说，这决不是袁世凯、曹锟、段祺瑞等人的罪过，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条件使然：“个人的意识不是凭空来的；更且离开社会的支持，个人是没有力量的。
说支持，不一定要积极支持而后为支持；消极容忍他，亦便是支持他了。”
中国的社会条件不足以实现宪政，不独表现在多数人消极容忍乃至暗自欢迎袁世凯之流的行为，而且因为这大多数人根本不具备实现宪政的政治条件。
宪政之在中国，犹如无根之物，单凭几条宪法文字，不可能产生任何实际作用。
这样说，决不意味着梁漱溟无意中国实现宪政，而永远维护传统格局和现状。
恰恰相反，正因为梁漱溟对宪政在中国实现的困难有足够的估计，因此，他的努力与认识比起那些赶时髦、瞎起哄更有价值。
梁漱溟强调，当务之急不是制定几条文字，而是要从实处培养国民的民主意识，由民族的全体日益觉醒，而最终自然而然地实现宪政：“自然就好，不自然必出毛病。
假如生产力没有增进，文化水准没有提高，而早行普选，不是给少数人以盗窃民意之机会，便是决大计于众愚而误事。”
在抗战胜利在即时，不是不谈宪政，但不要为宪政而谈宪政，不要离开团结与民主这一根本问题，只有解决了团结与民主，那么许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这种具体的解决办法，果为朝野各方所公认，而且信守不渝，梁漱溟以为这就是一种顶好的宪政。
基于这种认真的考虑，梁漱溟决计不应蒋介石之召，而在桂林过着隐居式的生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时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胜利宣告结束，中国开始由战争状态转向和平建设的时期，民主宪政实现的可能性大增。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
在此后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蒋介石又先后发出两封类似的邀请电。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希望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赴重庆谈判，以寻求维持中国国内和平的办法，避免内战发生。
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以及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开始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艰难的和平谈判。
经过一个多月的唇枪舌战和智慧较量，国共双方终于在10月10日签订会谈纪要，在和平建国等基本方针上达成共识，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
，“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
双方认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
从字面上看，国共两党代表签署的《双十协定》除个别条款与梁漱溟的理想和主张稍有差异外，总体上还能使梁漱溟感到满意。
面对这种日趋好转的国内政治形势，梁漱溟在广西贺县八步乡村的家中不禁暗喜，觉得“国难已纾，团结在望，过去所为劳攘者今可小休，今后问题要在如何建国。
建国不徒政治、经济之事，其根本乃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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