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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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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四十余天的调停终于因国共两党意见相差太远而被迫结束。
梁漱溟等人愈加感到第三方面赤手空拳去劝说拥有各自军队的国共两党实在太难了，他们先前谋划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计划再次提上议事日程，期望建立一个能与国共两党鼎立为三的第三大政党，以此加强他们调解国共冲突、解决国内政治危机的筹码。
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想法产生于1940年12月24日，其背景是国民政府公布第二届参政员名单不太合乎第三方面的要求，使他们觉得有必要改变先前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松散状态，将第三方面的力量整合成一个政党，加强他们在国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后因皖南事变的突然发生，国共冲突加剧，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备工作只能与他们调解国共争执的活动穿插进行。
1941年2月25日，梁漱溟、左舜生、黄炎培、李璜、江问渔、罗隆基、罗文干、张澜、冷遹等在张君励住所举行第一次集会，商谈成立民主政团同盟的具体办法。
稍后，他们因集中精力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和调解国共冲突，暂时中断了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备工作。
3月10日，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结束。
12日，梁漱溟、黄炎培等又在张君劢住所讨论一次，定执行委员十三人，常务委员五人，并推黄炎培为主席。
13日，梁漱溟等人继续讨论相关问题，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十二条。
参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早讨论的人员并不多，而且相互约定在最初阶段秘密进行，但不知何故，这一消息还是被中共方面所获知。
周恩来在3月15日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
各小党派想在国共外成立一民主联盟，以求自保和发展，他们拟请第三党及救国会加入；我们力促其成，条件为真正中间，不要偏向国民党；我们现在决定利用此时机一面加紧布置疏散和隐蔽，一面加强统战活动，主要是对外国朋友和小党派解释，以继续揭穿蒋介石。
18日，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同仁继续讨论，黄炎培提议在民主政团同盟各项工作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但可先发表同仁对时局的主张。
于是大家又就梁漱溟起草的民主政团同盟宣言加以修改补充，以备使用。
第二天，即1941年3月19日，下午4时，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梁漱溟等十三人到会，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及对时局的主张，并成立中央领导机构，推举张澜、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李璜、章伯钧、罗隆基、江问渔、冷遹、杨赓陶、丘哲、林可玑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商定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梁漱溟、章伯钧五人为民盟中央常委，黄炎培为常委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
救国会的沈钧儒本为民主政团同盟的最早创议人之一，但因部分发起人认为沈钧儒及救国会与中共关系太过密切，所以建议沈钧儒暂时不要加入，以免引起国民党的激烈反对。
次日，举行一次常委会议，至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算是正式成立。
同盟的筹备及成立一直极为机密，但在成立的第二天即为国民党当局所察觉。
3月21日，蒋介石在餐桌上当众责问张群，张群立即用电话询问张君劢，张君劢矢口否认。
次日，张群亲访张君励，适张君励外出，张群便对张君劢之弟张嘉墩称，政府已探得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言全文，又知有纲领十二条而未得其文，且指出每次聚议地点在何处。
张君劢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向黄炎培、梁漱溟等人通报、商量，他们一致认为，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事情暂时仍不能公开，商定在向张群答复时就说每次聚议无非为奔走中共不出席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的事，这是秉承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意志而行事；至于所谓组织，即经蒋介石同意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所谓十二条，即经蒋介石审查过的同志会之信约；至于宣言，则为秉承蒋介石要他们出来说公道话的责任而拟定的时局宣言。
经过这番自圆其说的解释，国民党方面暂时停止了追问。
政府虽然不再迫问，但在同盟内部由于各系势力的利益关系，在同盟的指导思想、办盟原则等方面却发生很大分歧，并对后来的工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作为主席，黄炎培对同盟有自己的想法，他在同盟成立之后不久即向左舜生提出几个要点：
一是同盟对政府采取“协助之义，其有所见，为善意的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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