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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的理论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解决中央与地方权力冲突的一个重要方案，所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各种形式的地方自治运动总是一波连着一波，此伏彼起，一时间人们普遍相信地方自治为适应时代潮流的产物，举凡伦常重心之民族问题，教养精神之政治问题，均平原则之民生问题，大概都需要通过乡村建设、乡土中国的重建中加以解决。
所以各地也都相继颁布了一些地方自治、乡村自治的法规条例。
对于包括广东在内的各地地方自治运动，梁漱溟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各地特别是广东地方自治的方案就其原则而言大体不错，然从各地尤其是广东实际实行情况看，却问题殊多。
广东省曾于1921年制定县自治暂行条例及县长选举、县议会议员选举各条例，实行县长民选和县自治。
这些条例、办法，都是好的，只是后来并不曾实行，关键的问题就是没有进行更基层的乡村自治，所以县自治就不可能有好的结果。
梁漱溟指出，地方自治绝不是简单地草拟颁布自治法令就可以高枕无忧，大功告成。
事实上，自十九世纪晚期盛谈变法维新以来，中国人皆以为法一变则有新局面、新事实之产生。
其实社会所真正遵循的原则是习惯而不是法令。
基层社会有其习惯而无其法令，于其事实之产生无所不足；反之，如果无其习惯而徒有其法令，很难指望类似的事实之产生。
所以，在梁漱溟的认识中，地方自治、乡村自治的真正推广试行，便不是几条空文所能奏效，完全有待于人民是否已养成自治的政治习惯。
反过来说，如果期望新的政治制度能够很好地运转，那么必有待于人民养成良好的新政治习惯，而人民良好的新政治习惯之所从来，除了有待于进行组织和训练外，恐怕没有任何捷径可资借取。
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梁漱溟建议李济深开办“乡治讲习所”
，以便为将来实行地方自治储备人才。
在梁漱溟的设想中，“乡治讲习所”
既为一社会教育机构，也为一辅助政府的人才储备与人才筛选机关，除了担负教育训练功能外，另外一个重要作用便是要为地方寻求推荐适于领导乡村自治的人才。
梁漱溟认为，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一般人并不愿意与闻外间事务，乡村间的各种事情原来由少数人垄断把持。
这少数人又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土豪劣绅，一类是喜出风头之少年。
故而乡村自治选举的结果，如果被这两种人所获得，则乡间百姓必产生一种厌恶心理，相率引退，不愿参与其间。
鉴于此，梁漱溟认为乡村自治的主要依靠对象应从两方面选择，一是选择一批正直果敢的青年进行训练，一是依靠乡村社会那些尚德尚齿、大抵公正老成之人。
如果这两种势力能够很好地合作，那么乡村自治事业才有成功希望。
梁漱溟对怎样训练广东乡村自治、地方自治人才有很好的规划，然而由于广东政治局势复杂多变，梁漱溟的这个计划并没有获得执行，他只是在伍观淇的要求下，到广东全省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就这个计划和理想作了一个系列演讲，将他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方法、手段、步骤等方面的思考，大致讲了一遍，系统梳理了这几年的思考，对于后来的乡村建设实践具有某种先导意义。
广东尚不具备立即实行梁漱溟乡村建设构想的条件，而各地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运动却如火如茶地进行着。
像陶行知在南京的晓庄师范、晏阳初等人参与的河北定县平教会试验等，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引起梁漱溟的关切与兴致。
于是，梁漱溟向广东省政府申请了一笔款项，于1929年2月率领同志冯炳奎、周用、马毓健、伦国平、杨遂良等人离开广州北上，实地考察各地乡村改进运动，然后再决定广东的方案和日程。
梁漱溟一行离开广州后直抵上海，稍事休息即由黄炎培、江问渔陪同，前往江苏昆山安亭乡徐公桥，考察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那里设立的乡村改进试验基地。
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17年成立于上海，发起人有黄炎培、蔡元培、梁启超、张謇等，而实际主持者为东南教育界重要领袖黄炎培，江问渔为黄炎培的重要助手，长期追随黄炎培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
就宗旨而言，中华职业教育社原本只是一个职业教育机构，以研究、提倡、实验、推广职业教育为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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