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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李济深此时毫无思想准备，梁漱溟的这些“异样言论”
便不免显得有点唐突冒昧。
而且，李济深毕竟是一个浑朴简重、实际用力做事的人，他此时正一心不乱地相信蒋介石相信国民党，又如何能听得进梁漱溟如此这般的奇谈怪论？于是，梁漱溟在省城住了一周，便来到离广州五十里水路的乡间新造细墟，住到黄艮庸的家里。
黄艮庸是梁漱溟的侄女婿，也是与梁漱溟关系比较密切的学生。
正当梁漱溟在乡间闲居读书有滋有味时，李济深却觉得不应错待这位老朋友，便未与梁漱溟商量而电请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梁漱溟为广东省政府委员，一时间报纸传媒纷纷扬扬，以为梁漱溟已就委员职，正式从政。
待梁漱溟知道后，自顾不合时宜，万无轻就之理，经向李济深恳辞，李济深还是尊重了梁漱溟的政治选择。
梁漱溟依然闲居读书，只是常往来于省城和乡间，与李济深、伍观淇等政界领袖的接触与谈话也就越来越多。
到了1927年12月，国内政治局面因国共两党的冲突而发生巨大变化，李济深经过与蒋介石的初步分裂等一系列事件的教训，开始回味起梁漱溟当初见面时的奇谈怪论，极盼梁漱溟出山协助。
而梁漱溟此时亦极愿乘机与李济深深谈，因而返回广州，住在李济深的司令部，差不多每天夜里都与李济深详谈大局前途。
梁漱溟认为，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实际上将不能不是些分裂的小局面，每个小局面还都是大权集中在个人之手。
此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政治中超越个人魅力影响的法律，和超越个人能力的政党，始终无从建立起来。
现代法律与现代政党无从建立，也不是中国一时的短暂的现象，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
所以中国的政治必然落到这个地步。
在这么一种政治格局下，中国的政治出路主要的还在地方掌握权力者。
这些地方领袖，坏的便是祸害一方，好的或许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做些建设事业，维持地方不乱，人民不至于受到太多的祸害。
梁漱溟的这些分析获得了李济深的认同，不过梁漱溟明确表示，这些都不是他对李济深等广东朋友的期待，他期望广东的朋友特别是李济深这样有理想有实权的朋友，能够利用历史留下的时间之窗，替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新路，不辜负大时代对这一代人的期望。
至于政治上、经济上的这条新路，就是梁漱溟所说的中国历代圣圣相传的立国之道，就是以农村复兴、农业重振作为中国民族复兴的基础，就是重建乡土中国社会秩序。
对于梁漱溟的这套乡村建设理论，李济深表示原则接受，并同意梁漱溟在广东开办一个乡治讲习所，就民情国情、社会心理、政治习惯等方面详细考察，仔细研究。
乡村自治、乡村建设的方案，也并不是一切都从梁漱溟开始。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中国人千百年来所困惑与所关注的最大事情之一，便是如何加强对基层社会的建设与管理，以乡村进步带动整个社会进步。
尤其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农村社会旧秩序逐步瓦解，而新秩序又无从产生，于是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统治阶层，莫不对乡村建设问题感到忧虑和焦心，各地不同形式的试验与理论探索一时间如雨后春笋，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像孙中山等人都曾提出过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自治、乡村自治的方案。
孙中山认为，要想造成新国家，就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
这个政权，便是民权。
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
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
基于这种考虑，在孙中山的政治日程表中，始终把地方自治作为中华民国得以完全成立的基本条件。
他强调，中华民国既立之后，要想基础永固，就必须筑地盘于人民之身上，不自政府造起，而自人民造起。
换言之，就是要以地方自治作为中华民国建国基础。
所谓地方自治，就是中华民国的基石，基石不坚，国则不固。
只有地方自治发展了，成功了，才能谈得上中华民国的成功与发展，中国才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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