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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作为新闻记者的梁漱溟，虽然原本具有纯真的政治热情，然而当他一旦了解那些政治黑幕和那些政治人物的丑恶面目时，在他内心深处所引起的激**如何强烈便不难想象。
由此，他从议会政治信奉者一变而成为社会主义追求者，以为中国问题的最大根源不在政治，而在中国经济成分的构成。
梁漱溟本有的良知是导致其转而信仰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而那本《社会主义之神髓》则是促动这一转变的直接因素。
《社会主义之神髓》是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运动先驱幸德秋水的一部理论著作，由老革命党人张继翻译成中文，1905年在上海出版。
这部著作基本上根据《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书精神，表述幸德秋水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幸德秋水的理解和表达在当时已稍嫌陈旧和浅薄，优点是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因而受到政治激进主义者热捧，在二十世纪初期流行于中国。
这部书之所以能够引起梁漱溟的阅读冲动，并引发他进一步思索的内容，主要在于幸德秋水关于财产私有制度的分析。
幸德秋水认为，人类社会罪恶的根源主要的在于财产私有制度，这个私有制度使人类社会成为一个竞争不已的世界，有本领的抢饭吃，没本领的往往等着饿死。
所谓警察、军队、司法，乃至国家等，理论上是维护社会秩序，其实只是维护有产者的利益和既成秩序，维护有产者的资产不被无产者哄抢。
幸德秋水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梁漱溟，梁漱溟内心本有的正直、良知、同情心，很容易与幸德秋水的分析相衔接，引起共鸣与回应。
梁漱溟认为，既然资本私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那么人们就应该起来推翻这种私有，重建财产公有制，也就是幸德秋水所说的社会主义。
梁漱溟从小就是一个十分顶真的人，他既然意识到私有的罪恶，便不能容忍这种罪恶，不能容忍这种堕落，更不能容忍他周围的任何不平等不公正的事情，他不忍继续坐人力车，不忍继续使用仆人和下人。
然而生活的经验也在告诫他，人力车夫就靠你去乘坐才能赚钱，才能养家糊口；仆人和下人就靠你去雇用，才能有那微薄的收入。
精神本来就有点偏执的梁漱溟在这些问题上怎么都想不清楚了，他困惑，他矛盾，他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解开这个死扣。
有一天，梁漱溟在街上看见两个巡警用一根白绳牵着一个小偷走，他突然感到非常愤怒，以为小偷之所以偷东西，完全是财产私产制度的罪恶，并非小偷之过。
假如财产公有，各求所需，哪里还有小偷呢？郁闷的梁漱溟愈想愈气，恨不得从这两个巡警手中将小偷抢夺过来予以释放。
当然，梁漱溟最后并没有这样做，大概他的力量不足以做到这一点。
陷入社会主义思索的那几年，是梁漱溟一生中做人最真实最坦然的时候，他后来不止一次这样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
他在那几年，拼命阅读有关社会主义，有关财产制度方面的书籍，并作了一本《社会主义粹言》以抒己意，誊写数十份送人观看。
只是这部已知其名的著作至今没有被发现，大概已经不在人间。
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倾慕，原本出于一个纯真青年的坦诚，是一个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年在目睹社会黑暗后而阅读社会主义理论的必然反应。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继续下去，那么梁漱溟必将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者，如果梁漱溟此时就是一个愿意积极介入现实政治的人，那么凭借他的信仰他的理想，他也一定会像一些革命家一样，起而去造资本家的反，为农工大众谋解放。
然而，由于民国初年中国思想界的混乱，特别是社会主义名头太大，许多人都在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谋饭碗，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使梁漱溟大倒胃口，迫使他放弃对社会主义的倾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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