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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儿任维坤嫁给孙炳文，抗战时到了延安，更名为任锐，被毛泽东誉为“妈妈同志”
。
三女儿任载坤嫁给了大哲学家冯友兰，六女儿任平坤被任芝铭老先生亲自送到延安，后来改名为任均。
这层层人际关系在不需要的时候或许无所谓，到了关键时刻或许也有某些用处，或者引发关系人的某种不一样的心情。
梁漱溟后来在延安在重庆，都曾见到过任维坤，在他的回忆中显得很亲切，但是到了十年“文革”
结尾，他却对任维坤的妹婿冯友兰追随江青表达非常强烈的不满。
这些事实，不知能否从复杂的人际关系、丰厚的人脉资源中寻找到一些线索？
在《民国报》的日子里，二十岁的小青年梁漱溟以记者身份东奔西跑上下求索抢新闻，上至总统府、国务院，下至学校团体、街头巷尾，无处不去，无事不关心，无时不留意，因而涉猎颇广，既亲历过北洋军人为阻止袁世凯南下而发动的所谓兵变，也目睹过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宣誓就职大典；洞悉国会中各个党派之间的分化组合利益交换阴谋诡计，清楚民初府院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停顿地政府重组，内阁走马灯一样地换来换去。
所有这些时政新闻都引起梁漱溟的浓厚兴趣，也是他晚年无聊时最重要的谈资，只是他当时最关心的还是现实政治的走向，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践与未来。
在中学时代，梁漱溟就是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追随者，他和当时中国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渴望中国经过一次政治变动后，也能够像西方近代国家一样建立起民主共和政治框架，将国内一切政治冲突都纳入议会中进行和平的、非武装的辩论、斗争与较量，以便遵循民主政治原则，以多数票决定重大政治事件的基本走向。
在宣统二年、三年，资政院开会时，梁漱溟总是通过各种关系，辗转托请希望能够被介绍到现场旁听。
现在经过辛亥革命大变动，他已经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持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正式国会参众两院的长期旁听证，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助，就可以自由出入国会两院、国民党、共和党党部以及国务院等政治场所，见过许多当年想见而根本不可能见到的政治人物。
这些政治人物当年可能并不熟悉梁漱溟，不过作为记者的梁漱溟却非常熟悉他们。
这些实际知识和经验，有助于梁漱溟对中国问题的认识逐步加深，促成其思想的演化与发展，也在检验着梁漱溟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是否能够在中国行得通。
梁漱溟的政治理想毕竟只是理想，理想无法照进现实，而现实政治中的黑幕、权谋、操纵、收买，乃至出卖灵魂与暗杀，在在强烈刺激着年轻人脆弱的心灵。
经过一年多的新闻实践，梁漱溟对少年时代的政治信仰几乎彻底绝望。
这一年多的时间，工作虽说还算有意思，但基本上是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
对于“革命”
、“政治”
、“伟大人物”
等，皆有不过如此之感。
特别是在采访越深入，了解的内幕越来越多时，梁漱溟对于官场上那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既无法自甘堕落，同流合污，更无法洁身自爱，处污泥而不染，世人皆醉我独醒。
血气方刚的梁漱溟拥有年轻人特有的正义感，龌龊的世界每每引起其无穷的厌倦和憎恶。
1913年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民国报》变成国民党的机关报，国民党总部派临时参议院议员汤漪负责。
汤漪到任后，从总编辑而下，换了一批新人，梁漱溟也就在这个时候乘机辞去在《民国报》的工作。
在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各种主义委实不少。
在晚清民主政治大潮的深刻影响下，梁漱溟信奉议会政治，原本期望经过辛亥革命这样大的政治变动后，中国政治能够逐步走上正轨，能够以议会政治、政党政治为主导而健康发展。
无奈，民初的政治环境毕竟太不成熟，各色政治人物就其本质而言，也实在缺乏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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