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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晨，封锁闽江口的法国军舰突袭福州，在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击沉中国十一艘兵船，并将1866年以后由法国帮助建造的马尾船厂彻底摧毁，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的张佩伦仓皇逃跑，不知去向。
中法战争深深吸引了梁济的注意力，他在准备科举考试的同时默察时局，揆度形势，反复辨别，抒写自己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达数十纸三千余言。
十年后，历史重演。
1894年，在经历过1890年春闱会试不第的痛苦历程后，梁济放弃了各种各样的杂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专心于准备第二年的春闱会试。
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年的国际国内时局又一次深深吸引了梁济的注意力。
当是时，远东局势因中国另一属国朝鲜问题而一触即发，中日之间多年来的恩恩怨怨很可能因此而爆发。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刚刚出山不久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诉依然期待重演十年前的故事，不希望动用军队解决问题，而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干预以及中日之间的直接谈判。
然而，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却也与十年前一样，各派政治势力虽分为主战、主和两大派，但他们的重心和兴奋点并不在对外战争，而在对内争斗。
所以，以翁同稣、文廷式、志锐等人组成的所谓清流党为了内争，一再鼓吹与日本开战、决战，甚至将这些舆论向民间社会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散布，以便在关键时候由民间力量向政府施压。
时朝中大臣真正懂得世界大势的有军机大臣孙毓汶，他坚决支持恭亲王、李鸿章的主张，在战前力言战不可恃；在战中，当凤凰、九连城等相继失陷，大局岌岌可危时，力主停战议和；当日本政府和谈代表伊藤博文等在马关向李鸿章蛮横无理提出巨款赔款，割让大片领土时，军机大臣奉旨讨论应付办法时，孙毓汶仍极力主和，并言“战”
字不能再提。
《马关条约》的签订，在国内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在主战派的鼓噪下，许多封疆大吏和朝内重臣以及御使台谏纷纷上疏，反对批准和约，主张整军再战，斥责主和非计。
李鸿藻、翁同稣等军机大臣乘机主张暂缓批准条约，俄、法、德三国也劝告暂缓换约，独有孙毓汶力主早日批准。
稍后，光绪帝甚至意欲废约再战，孙毓汶闻讯后力言再战绝无把握，而和则确有把握，并设法以天津海啸为借口逼迫光绪帝批准和约，词色俱厉，各军机大臣不敢有异词。
于是光绪帝批准和约，达成和平。
现在看来，孙毓汶的判断、立场可能都更合乎实际，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只是他的做派太大，又不愿将其观点向社会各阶层详细解释，于是引起士大夫的议论甚至攻击。
对于孙毓汶的观点，梁济深表赞同，以为孙毓汶的观点深得中国兵家用兵精髓，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知兵不可轻用。
于是正在准备参加会试的梁济不惜耽搁功夫上书言事，支持孙毓汶。
梁济强调，近日兵事蹉跌，由于承平之久，军队长时期不打仗，已经不太适应战争环境，所以，中国要想赢得战争，必须整军经武，必须精选将领，必须严格纪律，真能纠察督责，临阵不跑，这样的军队才有可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然而反观中国军队，当战争不得已在朝鲜开打之后，却一味望风溃退，平壤失守，战争有向中国本土转移的迹象，局势虽然日趋严重，然还不至于彻底颠覆，可是士大夫奔走相告，交头接耳，惊疑变色，人心惶惶，许多有办法的官僚不是用心于战争，争取胜利，而是利用职权，转移家人，转移财产，原本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如此不堪，中国不败，真的是天理不容。
根据这些观察，梁济的思考向更深层递进，他认为这些士大夫之所以未能看破红尘，惊慌失措，主要原因是他们平日里专读滥书，识见迂腐，专享安舒，不悉艰难，故万万不能图大事。
于是乎，梁济深刻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体制、教育体制，以为中国要自强，要自立，就必须将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改造，必须将教育体制特别是科举制度彻底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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