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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學堂課程亦四年，遞升至頭等。
南洋公學如津學制，分四院：曰師範，曰外、中、上院。
外院為附屬小學，上、中院即頭、二等學堂。
課程大體分中文、英文兩部，注重法政、經濟。
擇尤異者資送出洋。
蓋以公學為預備學校，而以外國大學為究竟。
中國學校之稍有系統雛形者始此。
及光緒二十四年，始有國立京師大學堂之籌辦。
庚子政變後，至二十七年，漸有復興學校之議。
首創議者山東督撫袁世凱。
二十八年，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奏設速成科，分仕學、師範二館。
可見其時對學校觀念，仍認為係政治上一種附屬機關，所謂「學而優則仕」，仍脫不了一種科舉傳統思想也。
師範教育亦為當時所重，不為官則為師，亦合於中國傳統舊習。
學校生命，並非從一種對於學術眞理向上探尋之根本精神中產生；其發動不在學術界自身，嚴格言之，當時已無所謂學術界。
而在幾個官僚與政客；則宜乎其浮淺搖動，不能收宏深之效。
因此晚淸興學，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與北宋時代之書院講學相比。
在接收外來文化上，其成果亦不能與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佛學寺院相比。
其時進新式學校乃至於被派出洋的，其目的亦只為在政界乃至於社會上謀一職業、得一地位，因此近人譏之為「洋八股」與「洋翰林」如是則最多僅能學習到別人家的一套方法與智識，而學習不到別人運用此方法以探求此智識之一段精神。
因此近人又譏之為「智識之稗販」，以學校為「智識之拍賣場」。
在此情形下，乃發生學校與科舉之衝突。
學校與科舉之衝突，正如科舉輿捐班之衝突，以其同為一種政治上之出身故也。
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與榮慶、張百熙會商學務，奏稱：「奉旨興辦學堂此所謂辛丑以後之辦學。
兩年有餘，至今各省未能多設，以經費難籌。
經費所以不能捐集，以科舉未停，天下士林謂朝廷之意並未專重學堂。
科舉不變通裁減，人情不免觀望，紳富孰有肯籌捐？按：晚淸捐資興學者，如楊斯盛、葉澄衷、武訓之流，皆非紳富。
朝廷以私唱，求國民以公應，豈可得耶？入學堂者，恃有科舉一途為退步，不肯專心嚮學，且不肯恪守學規。
」就事理論，必須科舉立時停罷，學堂辦法方有起色，經費方可設籌。
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張之洞會奏：「科舉一日不停，士人有徼倖得第之心。
民間相率觀望，私立學堂絕少，擬請立罷科舉。
」遂詔自丙午始，停止各省鄉、會試及歲科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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