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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诚的治学之道与史学成就
陈梧桐[1]
顾诚（1934—2003）是著名的明清史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的杰出代表之一。
生前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
曾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
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顾诚195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学期间曾参与故宫博物院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整理，并以故宫档案为基础，参与严如煜的《苗防备览》和有关方志，撰写过7万多字的论文《清代乾隆年间的苗民起义》，这是他接触明清史的开端。
毕业后留系在史学史组工作，又在白寿彝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明代史学研究，撰写过《王世贞的史学》《从王鸿绪的〈明史稿〉到钦定〈明史〉》等论文，从此培养了对明清史的兴趣和爱好。
后来，被调到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
开始后又被调到外国问题研究所，但他始终未能忘情于明清史的研究。
下班归来，就一头埋进明清史籍之中，摘抄排比，辨伪考证，并在1965年6月16日《光明日报》史学版上发表了他的学术论文《对朱元璋政权性质转化问题的商榷》。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他把星期日和业余时间全部用来阅读明清史籍，摘抄史料，并利用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跑到南京图书馆去查阅地方志和其他史籍。
“**”
结束后，1977年10月调回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从此一直从事明清史的教学与研究。
教学之余，他一心扑在研究工作上，孜孜矻矻，刻苦钻研，先后出版了《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两部里程碑式的专著，并发表《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等一批极富创见的论文，对明清史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
一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顾诚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但他坚决反对用某些所谓“理论”
做框架填充一些二、三手材料的研究模式。
他深知，史学的社会价值和功能是学术价值和功能的延伸和补充，它是以学术价值和功能为前提和基础的。
恢复历史真实面貌，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必须占有大量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不能在低水平上停滞不前。
因此，史料的收集、鉴别和考证便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一步。
没有扎实的第一步，所谓恢复历史真实面貌，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只能是空中楼阁。
顾诚继承北京师范大学老校长陈垣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重视史料收集与考辨的优良传统。
他说：“以前陈垣先生曾经谈过研究历史应当在收集材料上做到‘竭泽而渔’。
明清史料浩如烟海，往往力不从心，但作为一种治学的律己精神，作为一种努力的方向，总是应该的。”
[3]每研究一个问题，他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有关的材料进行广泛的收集，尽可能做到没有大的遗漏。
他不仅跑遍京中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而且利用各种机会到外地去收集资料，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如为撰写《明末农民战争史》，仅地方志，就查阅了起义军到过的府、州、县的志书1000多部。
《南明史》一书，仅征引书目就多达579种，至于查阅而未征引的史籍数量就更多了。
这些征引的书目，除了治南明史者比较熟悉的史籍外，更有罕见的管绍宁、辛升、余煌、王锡衮、连城璧、佘一元、孟乔芳、李国英、张王治、卫周胤、刘武元、胡有升、曹烨、佟国器、耿兴宗、张怡、吴晋锡、曹大镐、素心室主人、柳同春等人的一大批著作。
其中，有不少是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列为“未见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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