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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总评”
解散、“联合”
成立，我痛苦地意识到，轰轰烈烈的日本战后劳工运动终于走向了终结。
因此，这本书也是我对这个时代的一份证言集。
女权主义高扬“女性也要走出家门去工作”
的旗帜。
“让女性去工作”
同样是新自由主义的意图之一。
于是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抱着同一个目的，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
但女权主义者万万没想到的是，新自由主义给女性提供的竟是如此一种劳动方式。
女性要么抛弃家庭和孩子，选择一种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方式；要么抛弃稳定的雇佣关系，成为一次性的灵活劳动力。
《均等法》的出台，实际上是逼迫女性进行选择的第一步。
但对于那时的女性来说，左右为难才是她们真正的心里话。
另一方面，女权主义也要求“男性也要承担家庭责任”
，但这条呼吁完全石沉大海。
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Sandberg）在她的新书《向前一步》[2]中写道：女性早已活跃职场多年，但不论在职场中还是在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始终不曾改变。
读到她的文字，我意识到原来美国也是如此。
桑德伯格随后指出，重要的是男性做出改变：只要男性不承担家庭责任，女性的工作方式就不会改变。
可是，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桑德伯格本人在产下幼子之后也没有得到丈夫的照顾，她依靠保姆才渡过了这一难关。
现在，Facebook正在推行下午五点半下班的制度，但她在书中并没有提到她的丈夫是否也能五点半下班回家。
我在20多年前的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曾经预测，职业女性的家务和育儿负担，并不会转移到机会成本极高的丈夫身上，而是会由外包、商品化以及机械化的力量分担。
现在看来，这个预言已经应验。
与经合组织内的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时间最短。
有人认为，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日本男性的工作时间相比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男性工作时间都要长。
所谓日本父亲不承担家庭责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完全是一派胡言。
在我看来：首先，日本男性没有这个意愿；其次，企业也不希望日本男性这样做；最重要的是，日本妻子也并不这样要求他们。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妻子们从不想为了家庭而牺牲丈夫的事业。
正因如此，日本女性只能反过来委屈自己，于是她们把不满和怨恨都积累在育儿过程中。
我亲眼见过无数年轻女性在如此纠葛中与丈夫日益水火不容，乃至最终分道扬镳。
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作或家庭”
的选择题已经变成了“工作和家庭”
的必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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