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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问那些成功就业的硕士应届生，就会发现他们的工资与大学毕业两年后的同龄员工的工资水平相同，和大学毕业两年后换工作一样。
而博士生毕业后就业难度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算上研究生几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再算上这一期间的机会成本（利益损失）的话，读硕、读博完全是亏本买卖。
学位无法转化为生产资料，是那时日本社会的现实。
无论是工商管理硕士还是法学硕士，情况都是一样的。
在美国，如果你拥有名牌大学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你的起薪将比其他新员工高四倍，而日本企业并不把工资和学历绑定在一起。
也许是因为日本企业对大学教育的内容一点儿也不认可。
而这个“一亿总中流”
社会只是昙花一现。
20世纪80年代以后，贫富差距的征兆逐渐显露，高校入学率再次上升。
当高校入学率逼近50%，意味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开始了。
此后，不仅是学历差距，学校之间的差距也逐渐产生了。
学历竞争本应是公平的能力竞争，但从各种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出身校偏差值[3]的差别与出身家庭的阶层差别有着强烈的相关关系。
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教育背景对以后的工作经历有重要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子女继承父母经济阶层的趋势越来越强，也就是阶层的代际再生产趋势越来越强。
这样的话，人们会不会选择不上大学？其实并不会。
在同龄人口50%都能进入大学的时代，大学毕业生找到适合岗位的机会大大减少。
劳动力市场不能只提供白领工作。
因此，即使是大学毕业生，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当蓝领或者从事“现业职”
[4]。
常见的例子就是大学毕业生去开出租车。
当然，出租车司机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值得欢迎的好事情，但无论是父母还是他们自己，已经付出的教育投资的目的，绝不是培养一个出租车司机。
英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学历通货膨胀”
。
他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开始得越晚，学历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韩国。
韩国的高校入学率超过90%。
其中不乏学术能力跟不上大学教育的学生。
即便如此，韩国人对高等教育的热情也丝毫没有消退，这是因为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就绝对无法回头了：大学毕业已经是“成为人”
的初始条件了。
在这一点上，日本与韩国十分相似。
这简直就是浪费教育资源。
并且，日韩两国那些被迫参加教育竞争的孩子才是最大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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