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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上述假设都得到了数据的证实（同上书，第248页）。
换言之，前者是劳动保障和企业福利都非常完备的传统大型企业，主要雇用“顶梁柱型”
男性劳动者；而后者是创业型企业，劳动者男女兼有，多来自双职工家庭。
川口认为，后者是“股东管理能力强大、推行各种多样化的经营改革”
的创新型公司（同上书，第245页）。
更进一步，他得出了以下结论：女性活跃于其中的平等型企业“具有更高的营业利润率”
。
根据川口在文献综述中的总结，以往的研究已经得出以下结论：
（1）女性员工比例高的企业，企业利润率高；
（2）女性员工比例高的企业，企业增长率高；
（3）产品市场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中，女性员工比例较高；
（4）产品市场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中，性别工资差距较小。
（同上书，第92页）
那么，到底是歧视型企业更具有“经济合理性”
，还是平等型企业更具有“经济合理性”
？
企业规模越大，营业额自然越大。
但相比营业额的绝对值来说，营业利润率才更能反映企业的管理效率和员工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如果规模较大的企业和效率较高的企业在市场上展开竞争，终将鹿死谁手呢？
企业不仅要在商品市场上竞争，还必须为了融资而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竞争。
不同于交叉持股、十分稳定的大企业，新兴的创业企业必须对股东有足够的吸引力，因此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创业企业“更倾向于重视股东而非银行”
了。
顺便说一句，我们可以将金融市场看作把货币当选票的一种竞选活动，这种竞选活动每时每刻都在金融市场中不停重复。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在金融市场上，企业的营业利润率越高，就对投资者越有吸引力（因为股息率高）。
事实真的如此吗？
按照这种思路，似乎会得出如下结论：平等型企业比歧视型企业更具有经济合理性。
那么如果歧视型企业致力于管理改革，提高女性员工的比例，应该会收效显著。
然而，川口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可怕的答案：通过将歧视内化为管理体制的一部分，歧视型企业已经实现了经济合理的平衡。
因此，歧视型企业根本感受不到改革的必要性。
歧视型企业维持歧视型均衡系统，而平等型企业创造平等型均衡系统。
因为二者内部都有符合各自特性的均衡系统维持运作，因此自然没有理由从一种转型为另一种（见图10-2）。
这就是歧视型企业不会自动转型为平等型企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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