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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义和团运动在北方盛极一时的时候，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重要督抚，却与帝国主义勾结，拒不执行清朝政府对外“宣战”
的命令，而在东南各省和山东实行“中立”
以“自保”
。
帝国主义组织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本想实现它们瓜分中国的阴谋，义和团的坚决抵抗，使它们看到由帝国主义来直接统治中国，绝不可能，因而认为“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治中国须以华人，无他术也”
。
同时帝国主义之间也充满了矛盾，它们为抢夺中国的权益，在占领北京的一年多时间内，有好几次都几乎火并起来。
最后它们得到了共同的结论：还是让中国在形式上保持独立，让清朝政府来替它们继续统治中国。
就是这样，李鸿章等才得以和帝国主义举行谈判，并于1901（辛丑）年9月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这一条约，极为苛刻，它规定清朝政府要严惩那些敢于公然“排外”
的官员；要严禁人民的“排外”
活动，并让帝国主义军队驻守北京、天津、山海关之间的重要城镇；此外还要以四亿五千万两银子的巨款来赔偿它们的所谓“损失”
，并以关税、盐税等作抵押。
“八国联军”
的侵入北京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一切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感到非常耻辱和痛心。
在蒋观云主办的《选报》上曾经登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沉痛的两句：“伤心又是榆关路，处处风翻五色旗（指帝国主义的旗帜）”
，我读了极为悲愤。
义和团运动在我的家乡也有影响，那时我家乡一带的红灯教也活跃起来了。
我有一个侄子也曾经参加。
他每天和他的同伴们练刀练枪，说什么“红绫一闪，闪动天兵，神仙就要下凡了”
。
我当时已经受到“新学”
的影响，多少有一点科学知识，因此对他们那种封建迷信的说法感到可笑；但是，对他们打教堂、反洋人的革命精神，却又异常钦佩。
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思想，再加上我当时还处于四民之首的“士”
的地位，所以，我对他们的运动采取了旁观的“中立”
态度。
我当时看到了义和团运动的落后方面，但却不了解产生它的原因和克服它的办法；更不了解义和团运动的形式虽然落后，而在这种广大农民群众的正义斗争里面，却蕴藏着极其深厚的革命力量。
要完全明白这些道理，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义和团运动的深刻意义，我自然是无法理解的。
不过，无论是余栋臣起义也好，或者是义和团运动也好，它对我以后的革命活动，都曾经发生过有益的影响。
在辛亥革命前夕，我积极地参加联络会党、组织共进会的工作多在第一次大革命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比较注意农民土地问题的研究；都是和这种影响分不开的。
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使我逐渐地懂得：一个革命者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哪怕它表现得极其幼稚乃至相当落后），必须象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那样，既不应加以阻挠；也不可站在旁边指手划脚地加以指责；只有抱着满腔的热忱，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的洪流中去，勇敢地用正确的思想引导群众前进，才能使革命斗争得到胜，利。
只有这样，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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