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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省部级”
高官被处理者达二十多人。
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第三，贿赂公行，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
康雍两朝，举朝视贪腐如仇敌。
到了乾隆朝，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
在权力已经充分金钱化的背景下，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
不懂这些规定，在官场是无法立足的。
如果不贪污，一个人就无法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如果不贪污，他也很难建功立业。
在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需的。
彼时，“腐而不败”
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
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
“串案”
。
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共同体。
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1781—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
。
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一百数十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
常常是一人犯案，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
乾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贪污大案——甘肃冒赈案，就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廷赞的前任，山西人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
他对皇帝说，甘肃这些年连年大旱，百姓饿死不少，因此请示朝廷，在当地开展捐粮运动，捐得多的富户可以取得“监生”
资格。
对救灾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准了王亶望的建议。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王氏却只收银子，不收粮食。
数年之间，就筹集了上百万两白银。
这笔钱他一分钱也没有用来救灾，而是在命令各级政府编造假账报销后，与各级官员私分掉了。
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亶望不断上奏朝廷，说他办理捐粮事宜救了多少灾民，灾民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纷纷称赞大清王朝好。
这样的奏折哄得皇帝心花怒放。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因王亶望办理捐粮“有功”
，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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