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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书中，关于祭祀仪式的记载，战国时期较之春秋时期少了很多。
与之相对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专门记录祭祀仪式的“礼书”
。
《仪礼》、《礼记》、《周礼》中记载了郊祭、社祭、宗庙祭祀的祭法。
与出土文献和其他传世文献相对比，可以看出《仪礼》保留了一部分卿大夫日常生活中的祭祀仪式。
《礼记》是对《仪礼》的讲解和补充，其中包含很多战国及以后经师对“礼义”
的发挥。
传世文献对祭祀仪式的记载不甚了了，而自上世纪以来各种出土文献的面世，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其中金文、楚系简及各国都城遗址中，保留的战国祭祀仪式相关信息比较丰富。
从时间上看，战国时期的祭祀仪式从早期持续到晚期；从地域上看，东有齐国，南有楚国、曾国、越国，北有中山国；从祭祀对象上看，大多数是祭祀有血缘关系的先祖，也有祭祀无血缘关系的他国诸侯或有功之臣子。
楚国仍然保留了类似春秋时期的天神、地只、人鬼的三大祭祀系统，并有了不同于中原祭祀系统的地域特色。
楚简中可以看出，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至神“天”
，楚地祭祀系统中的至高神是“太”
；太以下有诸司神、昼夜神。
楚地也祭祀社，并出现了二社、三社等合祭社的祭祀仪式；四方、五祀系统逐渐形成；楚人祭祀的山川神都是楚地境内的名山大川，符合春秋时期“祭不越望”
的制度。
楚人祭祀先祖时，分为远祖和五世。
祝融、老童、鬻熊为楚先，熊丽至武王为荆王，文王以下则将五代先祖合祭，称为五世。
死而无后者也要进行祭祀，以免他们化为厉鬼为祸一方。
非楚王血脉的番氏则祭祀番氏家族的番先和五世，说明祖先祭祀仍然保留着强烈的血缘排他性。
祭祀的目的不外乎三个方面——祭祀天神，是为崇德报本；祭祀地只，是为政教合一；祭祀人鬼，是为慎终追远。
古人称天神为“帝”
或“上帝”
，他们相信天有“意志”
，是主宰自然界和人的命运的至高无上的神。
因此他们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断地进行占卜，如建造房屋、祈求好年成、求雨等。
地神虽然法力没有天神那么高超，但是也非常重要。
所谓“地载万物，天垂象。
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
由于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于老百姓来说，土地就是一切，就像哺育他们成长的乳母一般亲切，而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土地是最能将百姓笼络住的东西，因此祭地的政治意味也更加浓厚。
古人相信人死后“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
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
鬼神能对活人产生作用，因此祭祀鬼神一方面是使其灵魂得到安定，另一方面，祭祀是求福佑，人们理所当然地相信，自己的祖先肯定会保佑其子孙。
所以祭祖也在封建王朝中体现了其强大的伦理功能，它凝聚并维系着家族、宗族乃至整个民族。
战国时期各国都城普遍出现了两城制，多数是宗庙祭祀区与大城一同建立在前，小城内则是后建的宫殿区。
秦雍都较为特殊，它建立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秦迁都之后成为了专门用于祭祀的区域。
众生祭坛就是其中之一，古时蜀地先民流亡至此，恰逢洪水之期。
：（）山海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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