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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这些讲究技巧的人物背后，也并非没有一致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他们事实上有着自身的基本倾向性和鲜明的个性。
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称其为“家”
也并非不可以。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
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
’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
此其所长也。
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
根据诸子源于王官的基本前提，纵横家源出于行人之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外交官。
对于行人一职，孔夫子有他的基本看法，即这些人应当是受过《诗经》的基本训练，因为“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
用今天的话来说，作为一个外交官，必须得会外交辞令，而在那个时代，这一功能由《诗经》来承担。
这就是要求行人之官，必须经过良好的辞令训练，应该能言善辩，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说服对方，从而达到出使的目的。
班固在这里指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
，这就意味着行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有相当的灵活度，可以权事制宜，随机应变。
当然，从最理想化的角度来说，这完全是出于更好地完成使命的需要，所谓“受命而不受辞”
。
但是，班固同样看到了这样的方式存在的弊端，即“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这表明方法本身并不存在价值倾向，只是使用的人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结果，价值判断由此产生。
从这样的解释出发，我们也可以对纵横家有一些比较客观的理解。
纵横家所承担的基本功能实际上就是游说诸侯，而游说这样的形式，在春秋之际就有，非独战国为然。
比如孔子、墨子就都曾经游说诸侯，奔走于列侯之间，希望通过说服人主接受其观念，从而实现其抱负。
在礼崩乐坏、诸侯林立的背景下，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获得现实政权的支持，这样，个人的抱负和价值追求才有可能实现，春秋战国皆然。
因此，关键不在于游说，而在于如何游说。
简单地说，春秋之际的游说，是带有明显的价值立场的，是为了传布所谓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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